《韓琦仲》人物形象及性格特點分析

韓世勳，字琦仲，是清初著名戲曲家李漁《風箏誤》傳奇中的男主人公，作者心目中的正面人物。

韓琦仲自幼父母雙亡，由其父親的摯友戚補臣撫養成人。琦仲和戚補臣之子友先從小同眠共坐，形同兄弟，後來又同窗肄業。但兩人的才智懸殊，性格迥異，尤其在對待人生和戀愛婚姻問題上，更是南轅北轍。

韓琦仲刻苦攻讀，沉湎詩文，立志憑真才實學爲科舉仕進鋪平道路;他外貌英俊，一心想尋找一個有才有貌的美女作妻子。他公開宣稱自己“囊飢學飽，體瘦才肥。人推今世安仁，自擬當年張緒”。自嘆機遇不佳，雖然多情，卻碰不到宋玉那樣有美女主動求愛的姻緣。他急於尋找理想的意中人，卻又不願稍稍降低選擇的標準，一定要天姿、風韻和內才三者並重，缺一不可。這在男婚女嫁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會裏，一介窮書生當然是無法兌現的。可是，當他從戚友先失而復得的風箏上讀到詹淑娟的和詩，又得知淑娟是位才貌雙全的未婚女子時，頓時撥動了他的心絃，不禁胡亂猜測，遐想叢生，迂闊地斷定這續詩是淑娟有意“擲情梭”。由於他的判斷不準確和自作多情，急於求婚，從而製造了一個又一個喜劇衝突，並在衝突中展現出性格的多側面。他卑視戚友先只喜鬥雞走狗蹴鞠放鷂。但爲了向淑娟求婚，竟仿效他的所爲，也想用風箏作牽線紅娘。不料風箏偏偏落在淑娟之姐愛娟的窗前，被她拾到。愛娟貌醜無才，是個庸俗的急色女子。她正好順水推舟，將錯就錯，就設計引誘琦仲上鉤。在愛娟的閨房裏，黑暗中，這一對陰差陽使湊合到一起的俊男醜女，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一個是摟住琦仲急於求歡作愛，肉慾高於一切;一個是之乎者也，評詩論文，大談其“雅道”，堅持文字締交，不幹苟且之事。當他確認面前的女子“一毫文理不通”，又在燈光下見到了她那醜陋的容貌，不禁大失所望，逃之夭夭。透過這借鷂求婚，夤夜赴約，倉皇逃走等一系列喜劇行動，韓琦仲的性格初步得到了形象的體現，他的確“雖然好色，心還恥作登徒”，而且實實在在信守自己擇偶的三條標準。由誤會引起的這兩位俊男醜女之間的性格撞擊，使得韓琦仲在一場虛驚之後，對選擇婚姻對象之事，有了新的認識： “一不可聽風聞的言語，二不可信流傳的筆札，三不可拘泥要娶閥閱名門。”這說明他的性格在發展，增添了機智和果斷。

赴京應試是當時文人學士科舉仕進的必由之路，也是窮書生徹底擺脫“囊飢學飽，才肥體瘦”困境的良好契機。一舉狀元及第，韓琦仲的身價陡變， “洞房與金榜相鄰”的願望即將成爲現實。然而婚姻的機緣遠不如功名那樣順當，愛娟急色貪淫的醜惡形象不時襲上心頭，使他心懷餘悸。雖有京城裏官私媒婆的紹介撮合，以及他自己趁欽賜遊街之便沿途看花選豔，幾經折騰，都沒有找到合適對象。他在極其優越的條件下，仍然不改初衷，堅持擇偶標準，既不爲閥閱門第所動，也不被“假西施”的賣弄所惑。這就進一步證明他對待婚姻的嚴肅認真，也爲後來終於和淑娟成親的喜劇結局提供了依據。

韓琦仲以翰林院修撰的身份，奉旨督師征剿，協助“西川招討使”詹承武平定蠻軍侵擾。這詹承武正是詹愛娟、詹淑娟之父，也是戚補臣情誼甚契的同榜弟兄。於是，韓生的矛盾性格又在新的環境裏，重新組合，將喜劇效果推上更高的層次。韓琦仲率領京營鐵騎，襄助詹烈侯，獻奇謀祕策，用假獅子戰敗蠻軍的象隊，爲邊疆安寧立下了大功。這從一個側面表明韓生不只是擅長詩文的一介書生，同時也是個能夠運籌帷幄， 克敵致勝，文武雙全的美男子。

十分欣賞韓琦仲才華，亟想招他爲東牀快婿的詹烈侯，與也想替琦仲娶淑娟爲妻的戚補臣，他們書信往還，揹着當事人商定了兩人的婚事。琦仲對此一無所知，當他欣喜萬分地凱旋榮歸，去戚家拜謝老伯父的養育之恩，並便道去盛產美女的揚州挑選意中人時，忽聽到戚補臣說，已和詹烈侯商定替他娶淑娟爲妻。這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他見過的“淑娟” (其實是愛娟)是個品性庸俗，容貌不堪入目的女子，怎能與她結百年之好?但又怕犯欺君逆父之罪，只好屈服順從，答應娶淑娟爲妻。韓琦仲對婚姻態度的根本改變，表面看來是偶然的，其實卻是必然的。對君王的忠，對父輩的孝，最終壓倒了自身幸福的追求。這就是韓琦仲性格的複雜性，它無法衝破時代和生活環境鑄成的銅牆鐵壁。當然韓琦仲並不就此心甘情願地接受這門違心的婚配，他還要作一點辯解和掙扎。但囿於封建禮教，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將私會愛娟之事說出來，只好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成親之夜，韓琦仲不知道面前以扇遮面的新娘，正是他早已傾慕的才貌雙全的淑娟，還以爲是以前夤夜會的那個“醜婦”。所以，他執着地不予理睬，一心想讓這個“醜婦”做一個“臥看牛郎的織女星”。韓琦仲性格中這種對待婚姻嚴肅認真，以才情爲主思想的全面展現，進一步推動了喜劇高潮的到來。由風箏引起的“誤會”終於消除。淑娟之母柳氏的出面干預，琦仲的懷疑頓時消失，一對彼此愛慕的青年男女結成了美滿婚姻，韓琦仲擇偶的三條標準得以圓滿體現。

《風箏誤》中的韓琦仲，李漁是把他當作正面人物處理的。下場詩云：“傳奇原爲消愁設，費盡杖頭歌一闋。何事將錢買哭聲，反令變喜成悲咽。惟我填詞不賣愁，一夫不笑是我憂。舉世盡成彌勒佛，度人禿筆始堪投。”相當明確地表明瞭李漁的創作主旨是爲觀衆讀者提供笑料。韓琦仲和淑娟大團圓的結局，較好地完成了劇作者的構想。當然，韓琦仲畢竟是十七世紀的文學典型，在他身上不可能沒有那個時代的烙印，他在君令父命的壓力下屈服了;以及外貌俊美者必然才智出衆，外貌醜陋者必然愚昧無知;俊美者應與俊美者相配，醜陋者只能與醜陋者相儔的創作思想等等，都使得人物形象不免顯得蒼白。但是，韓琦仲不愧是長期活躍在舞臺上的喜劇典型，他的善良正直，對待婚姻問題的嚴肅認真，以及由此引起的喜劇衝突，都使觀衆讀者在笑聲中受到一定的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