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夫人，姓鄭，中唐宰相崔珏之妻，崔鶯鶯之母，是元代王實甫《西廂記》雜劇裏的人物。
作爲相國夫人，她具有與其身份相一致的風範與威嚴： “處事溫儉，治家有方，是是非非，人莫敢犯。”而作爲一個恪守三從四德的封建權宦之家的女性與良母，她尤其嚴於男女之大防， “治家嚴肅，有冰霜之操，內外無應門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輒入中堂”。對於女兒鶯鶯，她特“拘繫的緊”，以至鶯鶯潛出閨房被她窺見，即被召立“於庭下，責之曰： ‘汝爲女子，不告而出閨門，倘遇遊客小僧私視， 豈不自恥!’”嚴厲的管束，致使鶯鶯失去了女孩兒家的自由，感到母親“這些時直恁般提防着人”。崔夫人又一心守護着“相國家譜”，極端看重“門當戶對”。在這種思想觀念支配下，必然出現了她與鶯鶯、張生及紅娘間的一系列衝突。
崔相國病亡後，崔夫人與鶯鶯扶柩往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寄寓於普救寺內。沒料到賊將孫飛虎垂涎於鶯鶯的美貌，兵圍普救寺， “欲擄鶯鶯小姐爲妻”。崔夫人年已六十，縈繫心中的是“奈孩兒年少， 未得從夫，卻如之奈何?”但是出於門第觀念，她決不肯輕易將女兒嫁給白衣秀士。不過在賊將威逼下，崔夫人既然不能讓女兒“白練套頭兒尋個自盡”，而只能在將女兒與賊漢爲妻和有損門第之間選擇後者。在她看來，“俺家無犯法之男，再婚之女”，倘獻女與賊，“卻不辱沒了俺家譜”!因此她不得不採納鶯鶯的“不揀何人，建立功勳，殺退賊軍”， “倒陪家門，情願與英雄結婚姻”之策，認爲“雖然不是門當戶對，也強如陷於賊中”。應該說這種出於慈母之愛，是非之心，在正義與邪惡，善與醜的對立中，崔夫人的抉擇雖是出於無奈，但還是明智且顧全大局的。這一點也正是她並非醜惡到喪失人性，令人只能憎惡的依據。
然而，崔夫人並非使年輕一代感到可親可敬的人物，而是作爲窒息女兒心靈自由，撲滅其青春熱情，扼殺年輕一代自由戀愛的角色出現的。她缺乏慈母的和藹與溫情，而是像鐵一般的冷峻，又顯得言而無信、虛僞、冷酷，甚至殘忍。她總是不放心地從旁窺視着女兒，囑咐紅娘緊緊地“行監坐守”。在這種嚴厲的監管下，鶯鶯“心兒裏畏懼老母親威嚴”，而紅娘也時時提心吊膽，唯恐被老夫人窺見她們有越於封建禮教的地方，以至當張生在與鶯鶯初次酬詩時想越出牆角兒前來，紅娘即情不自禁驚慌地說： “姐姐，有人，咱家去來，怕夫人嗔着。”從紅娘的驚慌中，正可看到崔夫人那一雙逼人的冷峻眼光，以及壓在年輕一代心頭的封建禮教陰影。她對女兒這種防賊似的管教，其靈魂就是封建禮教的男女授受不親。也就是這種封建意識的浸透，才使她和渴望愛情與自由的女兒之間築起了一道冷峻的高牆。而更由於“門當戶對”的門第觀念，怕辱沒相國家譜的等級貴賤之別，使她變得冰霜般冷酷無情，殘酷地扼殺萌動在女兒心中的對張生的一片深情。張生請其友杜確將軍平退了孫飛虎，救了崔夫人一家性命。按照前約，張生應與此時已兩情依依的鶯鶯結成美滿姻緣。崔夫人雖明知女兒心事，卻反悔賴婚，只令“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再也顧不得這一對情人“淚眼偷淹，酩子裏搵溼香羅。他那裏眼倦開軟癱做一垛，我這裏手難擡稱不起肩窩。病染沉痾，斷然難活”了。她就是這樣忍心斷送女兒的青春與愛情，將母親對女兒本應有的脈脈溫情化作寒凜凜的利劍，企圖斬斷女兒的愛情與幸福。怪不得此時鶯鶯心中的母親只能是一個“白頭娘不負荷，青春女成擔閣，將俺那錦片也的前程蹬脫。俺娘把甜句兒落空了他，虛名兒誤賺了我”的“口不應心的狠毒娘”。她的賴婚，則仍然是出於根深蒂固的門第觀念。如果說在孫飛虎兵圍普救寺時，她的這一觀念被突起的危難掩蓋了，但那只是暫時的。當危難一過，這一觀念就又頑固地盤踞在她心中。爲此她寧肯違背儒家“人而無信，吾不知其可也”的信條，不惜“背義而忘恩”，言而無信地賴婚。因此賴婚正是她這一觀念的合乎邏輯的表現。
當然，堂堂相國夫人畢竟是愛體面，不肯家醜外揚的。當她知道鶯鶯與張生已私下成了燕侶鶯儔時，在痛心“不合養了這個不肖之女”時，也怕經官會“玷辱家門”，辱沒相國體面。因此在痛斥張生“禽獸”之餘，也只好將女兒“與了這廝”。然而，她還是死抱住相國家譜不放，迫不及待地對張生說： “俺三輩兒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應去。我與你養着媳婦，得官呵，來見我;駁落呵，休來見我。”而後來一旦得知張生狀元及第授官的消息，她也就“好生歡喜”。因此可以說門第觀念、相國家譜是她的靈魂。而這一封建的等級貴賤思想也正是她的冷酷、背信棄義，甚至殘忍的根源，而這恰恰是她最令人反感厭惡的劣根性。
總之，崔夫人是以封建禮教、封建家族利益的維護者的藝術形象出現的。這一形象已成了阻礙、扼殺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戀愛與幸福生活的封建禮教維護者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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