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千萬，蔡五百，
王新車，庾大宅，
主人憒憒不如客。
——唐·李延壽《南史·南平王略傳》
這是一首南朝梁武帝時代的歌謠，以簡練的語言尖銳地反映了在門閥制度統治下，封建官僚昏憒無能、貪贓枉法的社會情況。
門閥制度是封建貴族世家專制統治的一種形式。世世代代做大官的人家被稱爲門閥士族、世家大族。由這些門閥大族壟斷政府中的重要官職，並且代代相傳，成爲世襲的官僚，這種制度即是門閥制度。它起於漢末，到南北朝時發展到極點。血統高貴的門閥士族與庶族平民之間等級森嚴，互相不能通婚，而門閥貴族的子弟雖然無才無德、昏憒不堪，卻生來就要做大官。樑代有民謠如此說：“‘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意即世家大族的子弟，只要長到能坐在車中不掉下來的年齡，就可以當“著作郎”的官，只要會說兩句“體中何如”的客套話，就能夠做“祕書郎。”這些當了大官的貴族門閥子弟，從小嬌生慣養，於人間世事一無所知，只知遊樂、清談，致使政治腐敗不堪。《民間爲蕭恪歌》就尖銳地揭露了這種封建門閥制度的黑暗。
據《南史》卷五十二《南平王恪傳》記載，蕭恪(ke)是梁武帝時代南平元襄王蕭偉的世子，繼承了他父親的地位，從小就當上了雍州刺史的官。雍州即今之襄陽，是個交通要道。由於這位紈袴子弟“年少，未閒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雍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日：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江千萬”是說蕭恪的賓客江仲舉貪贓所得已有千萬之巨; “蔡五百”說蔡薳也成了家財五百萬的大富翁。這裏的“千萬”、“五百”當然不一定是精確的統計，只是一種概數，以形客其財產之多。 “王新車”是說賓客王臺卿坐上了華麗的新車招搖過市，威武異常; “庾大宅”是講庾仲雍當官後撈了許多錢爲自家蓋起了很大的宅院。
據《南史》、《三國典略》等書記載，梁武帝聽到這四句三言歌謠後，馬上接下去說：“主人憒憒不如客。” “憒憒”，昏庸糊塗也，這是說蕭恪作爲主人卻不如賓客管事。《樂府詩集》卷八十六載此謠時有一異文， “不如客”爲“不知客”，也通，說的是蕭恪作爲主人十分糊塗，對下屬貪贓枉法一無所知。從行文上看，這一句像是梁武帝加上去的，可能這位重視民間文學的皇帝也參加了這首民謠的創作。但也可能是他對這句原來即已在民間流傳的民謠十分熟悉，所以在聽了前四句之後，立即能接着說出它來。這一句是要害，點明瞭這首歌謠諷刺門閥制度的主題。這首歌謠對蕭恪的揭露是如此有力，以致梁武帝不得不把他撤職，而以廬陵王來代替他當雍州刺史。當蕭恪回到都城奉見武帝時，梁武帝即以此謠問他，使他十分狼狽，慚愧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首民謠言簡意賅，是敏銳地反映時政的諷刺之作，它指名道姓地揭露封建官府的黑暗，其語言之精煉，思想之明快，卻是很突出的。爲什麼它能以如此之少的語言，包容瞭如此之多的內涵?這得力於民間文藝中常用的“諢號法”，這是民間刻畫人物性格的特有手法。外號、諢名是一個人具有感情色彩的形象符號。在這首民謠中，這些貪官污吏的嘴臉被刻畫得惟妙惟肖， “千萬”、 “五百”、 “新車”、 “大宅”，都以其財產代表其人，生動地說明了他們都是掠奪人民的暴發戶、貪贓枉法的吸血鬼。
最後一句“主人憒憒不如(或“知”)客”，則更上一層樓，把貪贓枉法與門閥制度的腐朽聯繫了起來，使梁武帝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其說服力之強與揭露之深刻，便更加突出。從結構上看，這一句是一個轉折，追到了問題的根源，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但這種轉折又是非常自然的突進，說明如果不是門閥貴族的腐朽，暴發戶們是不能如此肆無忌憚地搜刮民脂民膏的。這就使主題大爲深化了。
在歷史上，民謠常常能敏銳地反映社會政治情況，一針見血地揭示出社會矛盾的癥結所在，有的民謠甚至還可以預兆未來。這本來是民意的反映，是廣大人民的集體口頭創作，然而古人不理解這些，認爲民謠如此深刻是由於它的作者不是凡人，而是天仙下凡——是熒惑星(即火星)變爲小兒編唱出來的。在許多正史中將民謠放在“五行傳”中，就是這個道理。封建王朝也常常因民謠反映了真實的社會情況，反映了人民的看法，所以也派人去採風，以民謠作爲考察官員政績的重要依據。梁武帝如此重視這首民謠，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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