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縵堂日記》是清代很有名的日記，與《翁同龢日記》、王闓運《湘綺樓日記》、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齊名，並稱晚清四大日記。早在李慈銘在世時，《越縵堂日記》就被“士友多傳抄之”，同治、光緒間文人圈內甚至有“生不願做執金吾，惟願盡讀李公書”之語。李慈銘的日記之所以倍受學界青睞，一方面固然在於李慈銘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日記本身的內容和價值。日記文字達數百萬言，對清咸豐到光緒近四十年間的朝野見聞、人物評述、名物考據、書畫鑑賞、山川遊歷以及北京等地的社會風貌等內容均有翔實記述，足資後代學者參考借鑑；日記中記錄了大量的讀書札記，仿《四庫全書總目》之例，撰寫書籍介紹及評論，內容涉及經史百家；日記中還錄有李慈銘本人的詩詞、駢文作品，對於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學創作頗具參考價值。胡適在他的日記中坦然承認自己重新提起寫日記的興趣是受了《越縵堂日記》的影響。當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魯迅在《怎麼寫（夜記之一）》一文中說道：“《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些很不舒服的東西。爲什麼呢？一是鈔上諭，……二是許多墨塗，……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爲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越縵堂日記已列入臺灣國中國文教材之一。
《越縵堂日記》的出版經過極爲曲折，前後歷時六十餘年。1894年末，李慈銘病逝，遺留日記手稿七十餘冊。當時，沈曾植、繆全孫等人曾極力推動將日記付梓，曾經師事李慈銘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後一盒(日記)去，卒未刻”。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書衡等及學界二十餘人的共同捐助下，商務印書館於1920年以《越縵堂日記》爲其名影印出版了遺留六十四冊日記稿的後五十一冊。（內容爲李慈銘1863～1889年間的日記）。《越縵堂日記》影印出版後，士林爭相一睹爲快，譽之爲“日記之大觀”、“掌故之淵藪”。魯迅在《三閒集》中說“《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就是當時日記出版後的真實寫照。《越縵堂日記》出版後，蔡元培根據李慈銘的遺願擬將剩下的十三冊日記（1854～1862年間日記）進行分類節錄出版，後經錢玄同倡議，仍將剩餘的十三冊日記按前五十一冊之例於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線裝本影印出版。這便是《越縵堂日記補》。而樊增祥帶走的李慈銘暮年的日記手稿（1889～1894年記）則如泥牛入海，音信全無。儘管各時期都有熱心人士呼籲追尋，但始終沒有下落。直到1980年纔有幸被發現。這宗重見天日的手稿後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於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學齋日記》共九冊，至此，李慈銘日記始以完璧面世。 喜藏書，有藏書室名“越縵堂”、“困學樓”、“苟學齋”、“白樺絳樹閣”、“知服樓”等，臥牀左右，羅列書櫃，並排盆花，自稱“書可以讀，花可以賞，二者兼得，其樂無窮”。與大學士周祖培、尚書潘祖蔭來往書信密切。其藏書不足萬卷，但以精見稱。自稱“於經史子集以及稗官、梵夾、詩餘、傳奇，無不涉獵而模放之”。僅手校、手跋、手批之書有200餘種。編纂有《越縵堂書目》，著錄書籍800餘種；又有《會稽李氏越縵堂書目錄》，由雲龍輯有《越縵堂讀書記》，記其閱讀書籍990餘種。藏書印頗多，自稱“書籍不可無印記，自須色、篆並臻妍妙，故選不調朱，收藏家爭相矜尚，亦惜書之一事也”。有“越縵堂藏書印”、“白樺絳樹閣清客”、“會稽李氏困學樓藏書印”、“蘿庵黃葉院落”、“桃花聖解盫”、“道光庚戌秀才，咸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等數十枚。其《越縵堂日記》對古籍的解釋、史料的鑑定考證、人物的評價等，有精到之評；以至本人的經歷和對清末政治事件的描述，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爲學者所重。著《湖塘林館駢體文抄》、《白樺絳樹閣詩初集》、《重訂周易小義》、《越縵堂詞錄》、《越縵堂經說》、《柯山漫錄》、《後漢書集解》、《霞川花影詞》、《十三經古今文義匯正》等。所藏書於1918年前後由徐惟則、後裔李鍾俊整理，有書9 000餘冊，手稿10餘種；1928年售於北京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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