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求學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於尤溪縣城水南鄭義齋館舍（今南溪書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時右眼角長有七顆黑痣，排列如北斗。
宋朝紹興五年（1135年），五歲時，朱熹始入小學，能讀懂《孝經》，在書額題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歲時，朱熹與羣兒遊玩，以指畫八卦於鄭氏館舍前沙洲上。向父親問日、問天。
紹興七年（1137年），朱鬆應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紹興十三年（1143年），朱鬆病逝於建甌，臨終前把朱熹託付給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劉子羽（朱熹義父），又寫信請五夫的劉子翬（屏山）、劉勉之（白水）、胡憲（籍溪）等三位學養深厚的朋友代爲教育朱熹。劉子羽視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築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陽樓。
紹興十七年（1147年），朱熹18歲，在建州鄉試中考取貢生。
紹興十八年（1148年）春，劉勉之將自己的女兒劉清四許配給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舉，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準勅賜同進士出身。
初入仕途 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學於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禮義、厚風俗、劾吏奸、恤民隱”的治縣之法管理縣事，排解同安、晉江兩縣械鬥，整頓縣學、倡建“教思堂”，在文廟大成殿倡建“經史閣”，主張減免經總制錢。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滿罷歸。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識到“妄佛求仙之世風，凋敝民氣，耗散國力，有礙國家中興”，打算重新踏上求師之路，決心拜李侗爲師，因得承襲二程“洛學”的正統，奠定了朱熹以後學說的基礎。題寫的“鳶飛魚躍”四字匾額。朱熹歸自同安，不求仕進，主要進行教育和著述活動。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詔求臣民意見。朱熹應詔上封事，力陳反和主戰、反佛崇儒的主張，詳陳講學明理、定計恢復、任賢修政的意見。隆興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應詔入對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論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反對老、佛異端之學，二札論外攘夷狄之復仇大義，反對和議，三札論內修政事之道，反對寵信佞臣。但當時湯思退爲相，主張和議。朱熹的抗金主張沒有被採納。十一月，朝廷任朱熹爲國子監武學博士。朱熹辭職不就，請祠歸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擇之、範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長沙）訪問湖湘學派代表張栻。《東歸亂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發生水災。朱熹力勸豪民發藏粟賑饑，還向官府請貸糧食六百斛散發於民，使民不致捱餓。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舊說”之非，用“敬”和“雙修”思想重讀程顥、程頤著作，從全新角度獨創“中和新說”。這是在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影響十分深遠的重大事件，標誌朱熹哲學思想的成熟。
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爲母守墓，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時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爲了根本上解決百姓災年生計問題，在五夫創建“社倉”。這種做法可以減輕貧民困難，緩和社會矛盾，也減輕朝廷的施政壓力，後爲許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與知縣、好友石子重講論學問於縣學。在石子重的陪同下，遊覽其父朱鬆任尤溪縣尉時燕居之所“韋齋”舊址，手書“韋齋舊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廟學記》，親書“明倫堂”制匾懸掛於尤溪縣學宮正堂。從此天下學宮匾皆模此刻制懸掛。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呂祖謙從浙江東陽來訪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個半月，編次《近思錄》成，史稱“寒泉之會”。五月，送呂祖謙至信州鵝湖寺（今鵝湖書院），陸九齡、陸九淵及劉清之皆來會，史稱“鵝湖之會”。鵝湖之會的直接動因是呂祖謙想利用這個機會調和朱、陸學說之間的矛盾。在學術上，朱熹認爲心與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理是本體，心是認識的主體。二陸主張心與理是一回事，堅持以心來統貫主體與客體。朱熹與陸氏兄弟論辯、講學達十日之久。鵝湖之會並沒有達到雙方統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們各自對對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進一步認識，也促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反省。
重建書院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當年適逢大旱，災害嚴重，朱熹到任後，即着手興修水利，抗災救荒，奏乞蠲免星子縣稅錢，使災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視陂塘時，在樵夫的指點下找到白鹿洞書院的廢址。經朱熹的竭力倡導，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書院很快修復。朱熹在南康軍任上，爲白鹿洞書院殫精竭慮，不遺餘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請名師，充實圖書，還請皇帝勅額，賜御書。還置辦學田，供養貧窮學子，並親自訂立學規，即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教規》。《白鹿洞書院教規》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對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確的闡述和詳細的規定，它不僅成爲後續中國封建社會700年書院辦學的模式，而且爲世界教育界矚目，成爲國內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課題。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陸九淵來南康訪朱熹，相與講學白鹿洞書院。八月，時浙東大飢。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薦朱熹賑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爲解救災民，朱熹迅速採取了幾項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東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爲唐之姻親王淮所嫉，浙東任職僅九個月即離任回家。朱熹曾先後六次上狀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與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結的事實。迫於壓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彈劾唐仲友的過程中，朱熹表現出崇高的操守和氣節。
治學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歲時，纔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四書合刊，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才第一次出現。之後，朱熹仍嘔心瀝血修改《四書集註》，臨終前一天朱熹還在修改《大學章句》。朱熹將《四書》定爲封建士子修身的準則，《四書》構成了朱熹的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元朝迄至明清，《四書集註》遂長期爲歷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爲治國之本，也作爲人們思想行爲的規範，成爲封建科舉的標準教科書。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隱屏峯腳下創建武夷精舍，潛心著書立說，廣收門徒，聚衆講學。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與陳亮展開義利王霸辯論，力陳浙學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張“正心”、“任選大臣”、“振舉朝綱”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詔命朱熹知漳州。紹熙元年（1190年），61歲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變革，主要體現在正經界、蠲（免）橫賦、敦風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經界則是他全部變革的靈魂。時值當地土地兼併之風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併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爲沉重的剝削，導致階級矛盾激化。爲此，朱熹提出行“經界”，即覈實田畝，隨地畝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但卻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於未能推行。紹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長子朱塾卒。聞噩耗後，朱熹無奈以治子喪請祠。五月，朱熹遷居建陽。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後更名爲“滄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詔賜的“考亭書院”。
紹熙五年（1194年），湖南瑤民蒲來矢起義，震動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勢驟然緊張起來。朱熹臨危受命，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賜紫章服。具有道學家傲骨、強烈憂國憂民心態的朱熹，不敢推辭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時，瑤民已敗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採取了善後招撫的懷柔政策，遣使招降瑤民起義軍首領蒲來矢。因本次鎮壓瑤民起義是湖北、湖南兩地的共同行動，朱熹的招撫遭到了湖北帥王藺的反對，在蒲來矢押解後，王藺主張斬殺以警衆。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寧宗面懇，要求對瑤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後，興學校，廣教化，督吏治，敦民風。朱熹改建、擴建了位於湖南長沙嶽麓山下的嶽麓書院，空餘時間親自到此講課，使嶽麓書院成爲南宋全國四大書院之一。
紹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九月，朱熹於行宮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寧宗正心誠意，第二札要宋寧宗讀經窮理，第三、四、五札論潭州善後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詔進講《大學》，反覆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希望透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的濫用，引起宋寧宗和執政韓侂冑的不滿。因此，朱熹在朝僅46日，被宋寧宗內批罷去了待制兼侍講之職。
還居建陽 紹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還居建陽考亭。
宋朝慶元二年（1196）十二月，“黨禁”正式發生。監察御史沈繼祖以捕風捉影、移花接木、顛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狀”，朝廷權貴對理學掀起了一場史所罕見的殘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黨籍的故伎，開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僞逆黨籍，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朱熹被斥之爲“僞學魁首”，位列黑名單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斬朱熹以絕僞學”。朱熹以僞學罪首落職罷祠，朱子門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嚴重打擊。
慶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種疾病所困擾，黨禁中的朱熹終於預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臨頭的不祥預感，更加抓緊著述。
慶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後，朱熹足疾大發，病情惡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幾乎完全失明。朱熹卻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緊整理殘篇，唯一的願望就是要將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統後繼有人。三月初九，71歲的朱熹在血雨腥風的“慶元黨禁”運動中去世。四方道學信徒決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舉行大規模的會葬，這又嚇壞了反道學的當權者，竟令守臣約束。十一月，朱熹葬於建陽縣黃坑大林谷，參加會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後，被諡爲“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三明市尤溪縣），後隨母遷居建陽崇安縣(今武夷山市）。晚年定居建陽考亭，故後世有“考亭學派”之稱，其遊歷甚廣。南宋詩人、哲學家，教育家。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繼承了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完成了理氣一元論的體系。
朱熹爲紹興十八年（1148年）進士，紹興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紹興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後5年，經常往來於泉屬各地訪友求賢，尋幽攬勝。同安至泉州相距百餘里，安海地處泉同之間，爲必經之地,因此，朱熹往返兩地，常在安海歇息過夜。每次路過安海，則訪問朱鬆遺蹟遺事，招集鎮中耆儒名士講論經學，對安海文風產生極爲深遠的影響。）任滿後，請求辭官，潛心理學研究，四處講學，宣揚他的“太極”即“天理”和“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思想體系，成爲程（指程顥、程頤）朱學派的創始人。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長期從事講學活動，精心編撰了《四書集註》等多種教材，培養了衆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是論述“小學”和“大學”教育，二是關於“朱子讀書法”。
論述教育
朱熹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於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徵的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成“小學”和“大學”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階段，並提出了兩者不同的教育任務、內容和方法。朱熹認爲8~15歲爲小學教育階段，其任務是培養“聖賢坯璞”。鑑於小學兒童“智識未開”，思維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學教育的內容是“學其事”，主張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具體行事，懂得基本的倫理道德規範，養成一定的行爲習慣，學習初步的文化知識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強調先入爲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動，能激發興趣；以《須知》、《學規》的形式培養兒童道德行爲習慣。朱熹認爲15歲以後大學教育，其任務是在“坯璞”的基礎上再“加光飾”，把他們培養成爲國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認爲，與重在“教事”的小學教育不同，大學教育內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對於大學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視自學，二是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相互交流。朱熹關於小學和大學教育的見解，爲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鮮的內容。
朱子讀書法
“朱子讀書法”六條，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着緊用力、居敬持志。這是由朱熹的弟子對朱熹讀書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漸進，包括三層意思：一是讀書應該按照一定次序，前後不要顛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謹守之”；三是不可囫圇吞棗，急於求成。熟讀精思即是讀書既要熟讀成誦，又要精於思考。虛心涵泳中的“虛心”，是指讀書時要反覆咀嚼，細心玩味。切己體察強調讀書必須要見之於自己的實際行動，要身體力行。着緊用力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是讀書必須抓緊時間，發憤忘食，反對悠悠然；二是必須精神抖擻，勇猛奮發，反對鬆鬆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強調讀書必須精神專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謂“持志”，就是要樹立遠大志向，並以頑強的毅力長期堅守。“朱子讀書法”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我國古代對於讀書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內容，值得我們借鑑。
哲學思想
理氣論
朱熹繼承周敦頤、二程，兼採釋、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範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繫的含義：①理是先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他認爲理比氣更根本，邏輯上理先於氣；同時，氣有變化的能動性，理不能離開氣。他認爲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②理是事物的規律。③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④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稱理爲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爲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於理的第二個範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爲理和氣的關係有主有次。理生氣並寓於氣中，理爲主，爲先，是第一性的，氣爲客，爲後，屬第二性。
動靜觀
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並從氣展開了一分爲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金、木、水、火、土），散爲萬物。一分爲二是從氣分化爲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朱熹認爲由對立統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了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爲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並且相互統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他稱之爲“變”與“化”。他認爲漸化中滲透着頓變，頓變中滲透着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格物致知論
朱熹用《大學》“致知在格物”的命題，探討認識領域中的理論問題。在認識來源問題上，朱熹既講人生而有知的先驗論，也不否認見聞之知。他強調窮理離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窮其理。朱熹探討了知行關係。他認爲知先行後，行重知輕。從知識來源上說，知在先；從社會效果上看，行爲重。而且知行互發，“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論
在人性論上，朱熹發揮了張載和程頤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觀點，認爲“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專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無缺的；“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有善有不善，兩者統一在人身上，缺一則“做人不得”。與“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有聯繫的，還有“道心、人心”的理論。朱熹認爲，“道心”出於天理或性命之正，本來便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發而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則爲善。“人心”出於形氣之私，是指飢食渴飲之類。如是，雖聖人亦不能無人心。不過聖人不以人心爲主，而以道心爲主。他認爲“道心”與“人心”的關係既矛盾又聯結，“道心”需要透過“人心”來安頓，“道心”與“人心”還有主從關係，“人心”須聽命於“道心”。朱熹從心性說出發，探討了天理人慾問題 。他以爲人心有私慾，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慾而存天理”的主張。朱熹承認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慾望，反對佛教籠統地倡導無慾，他反對超過延續生存條件的物質慾望。
美學思想
朱熹的哲學體系中含有藝術美的理論。他認爲美是給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統一。基於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內在道德的善相統一的觀點，朱熹探討了文與質、文與道的問題。認爲文與質、文與道和諧統一纔是完美的。朱熹還多次談到樂的問題。他把樂與禮聯繫起來，貫穿了他把樂納入禮以維護統治秩序的理學根本精神。朱熹對“文”、“道”關係的解決，在哲學思辨的深度上超過了前人。他對《詩經》與《楚辭》的研究，也經常表現出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朱熹詞意境稍覺理性有餘，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薩蠻》（一）、《水調歌頭》（一）、《南鄉子》、《憶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薩蠻》（一）最有特色，該詞運用迴文，每兩句互爲顛倒，八句共四對，十分自然和諧，毫不牽強，而且頗有意境，構思之精巧極矣，足見晦庵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除詞外，還善作詩，《春日》和《觀書有感》是他最膾炙人口的詩作。其詞結有《晦庵詞》。
朱熹是劉子翬學生，他父親朱鬆文才也很好。也許由於父、師的影響，他在道學中對文學的評價是比較公正的，也寫出過一些富於生活氣息的好詩。如這兩首當然是說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斷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斷有所發展提高才能活躍，免得停滯和僵化。後一首寫人的修養往往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階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裏澄澈，無拘無束，自由自 在。這兩首詩以鮮明的形象表達自己在學習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啓發性，也並不缺乏詩味，所以陳衍評爲“寓物說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書法，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雲：“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而於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着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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