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1775～1853)，清代學者、文學家、書法家、書學理論家、政治理論家（清代著名篆刻家、書畫家吳熙載的老師）。字慎伯,號誠伯、慎齋，晚號倦翁,又自署白門倦遊閣外史、小倦遊閣外史。安徽涇縣人。涇縣於東漢時曾分置安吳，包氏舊居接近其地，所以學者稱安吳先生、“包安吳”。自幼家貧，勤苦學習，工詞章，有經濟大略，喜談兵。嘉慶十三年(1808)中舉，多次考進士不中，以大挑試用爲江西新喻縣令，年餘，又被彈劾免職。此後曾先後爲陶澍、裕謙、楊芳等人幕客。他畢生留心於經世之學，並勤於實際考察，對於漕運、水利、鹽務、農業、民俗、刑法、軍事等，都能提出有價值的見解。東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鹽諸巨政，經常向他諮詢，以此名滿江淮。嘉慶十九年（1814），南京地區因旱大飢，包世臣力勸江寧巨紳秦承業倡舉義賑，並上書兩江總督百齡，促其設法拯救災民。 鴉片戰爭時期，他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實況和中國人民的反抗鬥爭曾有記述與議論，頗具卓見。
清朝的封建官吏中，他的社會地位非常低微，而在當時社會中卻是一個相當知名的人物。因爲，包世臣對當時重大的社會問題，如：農政、漕運、鹽務、河工、銀荒、貨幣以及水利、賦稅、吏治、法律、軍事等方面的實際情況，都相當熟悉，尤其具有農、禮、刑、兵，所謂“齊民四術”的廣博學識，所以，包世臣成爲當時許多封疆大吏重視的“全才”幕僚。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任欽差大臣赴粵禁菸，次年正月路過江西南昌時，曾向他問過禁菸之計，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廣東調浙江，四月抵南昌時，又和他商討御英之策。包世臣生平著作，晚年收集、整理爲《安吳四種》一書。
包世臣有一子一女。兒子叫包宗甫，女兒叫包宗芳。很平庸，都沒有達到父親的成就。
他出身於“食貧居賤”的下層封建知識分子家庭，少年受到較良好的家學教育。他“資質絕人”“精熟經史”，而且，善於獨立思考，讀書“必使自明其義”，甚至對前人的註解，認爲往往“多不可靠”。因其父包郡學患病，家境困迫，曾參加過一個時期農業勞動，租地十畝，種植蔬菜，售賣瓜果，“以給（食+幹）粥湯藥”。在農業勞動中，他刻苦自學了許多豐富的農業知識；而且，也使他比較同情民間疾苦，對農民“愁嘆盈室，凍餒相望”深表憂急，從而促使他“心求所以振起而補救之”。嘉慶十三年(1808年)，中舉人。從二十三歲到五十七歲，他長期充當清朝官府的幕僚，直到六十四歲，即道光十八年(1838年)，纔在江西新喻當過知縣。雖有“惠政”，但一年多卻被排斥罷官。在清朝的封建官吏中，他對當時重大的社會問題，所謂“齊民四術”的廣博學識，所以，他成爲當時許多封疆大吏重視的“全才”幕僚。他生平著作，晚年收集、整理爲《安吳四種》一書。
他反對上層封建統治集團頑固堅持傳統“重農抑商”政策，以“好言利”自許，提出“本末皆富”爲“千古治法之宗”“子孫萬世之計”；抨擊上層封建統治集團愚弄人民，宣揚所謂“生齒日繁，地之所產，不敷口食”的“人多致貧”論，他說：“夫天下之土，養天下之民，至給也；人多則生者愈衆，庶爲富基，豈有反以致貧者哉？”他堅持“民食爲本”，把發展農業生產看作本富，而工商業只是農業的補充，但比較重視發展貨幣經濟。早在嘉慶六年(1801年)他就寫了《郡縣農政》一書，比較全面地總結和傳播農業、副業、林業、畜牧業等方面的生產技術知識，豐富了祖國農業遺產。他對嘉、道之際，“人人以爲大，人人以爲難”的鹽、漕、河社會問題，十分關注，造詣頗深。嘉慶七年(1802年)他提出過“海運南漕”建議，曾在道光五年(1825年)一度被江蘇當局採納，使海運漕糧“米石全無漂失”，而且，“船商大利”，新造了大船五百餘隻，後因“督部以漕吏不便奏停”。道光三年(1823年)至八年(1828年)間，還參與爭堵漳河決口和辦理吳淞江水利工程。道光十年(1830年)協助兩江總督陶澍辦理兩淮鹽政，主張實行“票鹽”取代“綱鹽”制度。他的改革主張，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商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
銀荒問題，是鴉片戰爭之前，最突出的社會問題。包世臣強烈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鴉片走私，並對此作了比較深刻的揭露。他認爲：“鴉片產於外夷，其害人不異酖毒”，而“買食鴉片，則其銀，皆歸外夷”，“銀幣周流，礦產不息，何以近年銀價日高，市銀日少，究其漏卮，實由於此。”大量白銀外流，又引起社會上銀貴錢賤，而直接受害者卻是當時社會下層的貧苦之家。因爲，“小民計工受值皆以錢，而商賈轉輸百貨則以銀”“銀少則價高，銀價高則物價昂，又民戶完賦亦以錢折，銀價高則錢多，小民重困。”
爲了解決當時的銀荒危機，包世臣一方面主張嚴禁鴉片；另一方面則主張改革貨幣。他反對王鎏“行鈔而廢銀”，濫發紙幣的主張，而提出以制錢爲計算單位，有限地發行不超過市場流通數額的紙幣，但仍允許白銀作爲貨幣流通，企圖用這種“以錢起算”辦法，來阻止銀對錢比價的上漲，使物價穩定下來，從而減輕中小地主、工商業者和農民的負擔。
包世臣對英國資本主義軍事侵略，早有警惕。道光八年(1828年)，他在《致廣東按察姚中丞書》中，分析英國在乾隆年間佔領新加坡後，便以新加坡爲基地，向廣東、福建沿海銷售鴉片，造成煙毒遍天下，而沿海囤戶往往“以囤土之多寡，計家產厚薄”，“粵中水師，皆食土規”。他認爲“內地既有謀主，沿海復多脅從，英夷亦難保不生反心”，因而向姚祖同提出“須早爲預防之計”。廣東按察使姚祖同將此信呈送兩廣總督李鴻賓，卻被李鴻賓“笑爲迂怯，置之不議”。
道光十八年(1838年)底，林則徐赴粵禁菸，次年正月路過江西南昌，問禁菸之計，包世臣向他提出“止濁必澄其源，行法先治其內”。而雷厲風行的禁菸運動，對英國侵略者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英國侵略者爲了堅持可恥的鴉片貿易，必定用武力挑起侵略戰爭。包世臣對英國發動侵略戰爭有充分的估計。他說：“今鴉片禁絕，則該夷歲入，什去五六。且鄰國以畏其富強，爲之役屬者，亦有以窺測深淺，此英夷不得不以全力爭此局者，固情勢所必至，非僅前明倭患之比也。”所以，他一再向林則徐等人建議招用澳門一帶習海性的遊勇四五千人，以增強抗英防禦力量。
對當時整個抗英防務，他認爲：“大海周環，西南自廣東而東北至奉天，七省通海口門，皆一帆所達”，因而主張抗英防務“必宜通籌全局”，反對着重偏防一隅，“而計出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他尤其重視加強臺灣和福建的防禦力量。認爲臺灣孤懸海外，又是產米之區，福建則盛產出口茶葉，具有“制夷之權”，對這些戰略上、經濟上十分重要的地方，必須“增防嚴守”。而且，還注意利用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運用“以夷攻夷之策”，使各國“集衆弱以爲強，共翦英夷於海中”，他主張對共同抗英有功者，“自當論功行賞，仍準通商，並分別功能高下，減免各該國貨稅。”
他熱情讚揚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憤發如雲，義形於色”，認爲“鼓其氣而用之，猶當有濟。”所以，他主張選用英勇抗英的三元里義民充當水師，趁勢修復大角、沙角、三遠、橫檔、虎門炮臺，並一鼓作氣，直接收復香港。
對廣東投降派辱國媚敵、倒行逆施行徑，包世臣進行激烈抨擊，他說：“廣州之衆五萬，而辱逾城下，聞之寒心，言之腐齒”，並指斥他們“望賊輒奔潰，而擄掠齊民”，“主兵者復與兵朋比以仇民”。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廈門失守，信到南昌，他預料“夷人必仍回定海，漸及寧波、乍浦、上海，入大江以絕運道。”於是，立即寫信給欽差大臣裕謙建議在“圌山安設重兵，以備不虞”。
包世臣相當重視鎮守長江戰略要地——圌山，一再馳書爲囑。後來，奕經部屬飛調路過南昌向他詢事時，他甚至專爲“繪圌山圖帖，說以防守之方甚具”。而腐朽無能的奕經當時夥同耆英、伊里布正在熱衷與侵略軍“議和”，對他的圌山“防守之方”根本不可能引起重視，“以致夷船直抵白門”。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底，英艦八十餘艘進逼南京。當時，包世臣寓住南京，過着“守貧樂飢”生活，“專以賣文售字爲生”，仍滿懷愛國壯志，熱忱奔走，呼號民族救亡，不能自已。他深入當地清朝駐軍，“遍過其營，訊問士卒”，瞭解河南和徐州兵“尚有氣可鼓”，在清軍軍官中尤以河南總統遊擊陳平川，“勇而尚義，廉而輕死”，因而與他聯絡結交；同時，又千方百計向“上船爲市”的小販，瞭解英軍艦隊敵情，得悉七月二十二日英軍頭目將入城赴宴。他認爲“逆夷驕縱至是，有機可乘”，於是，連夜寫了一篇《殲夷議》，提出全殲英國侵略軍的作戰方案。這個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利用英軍驕縱懈防的機會，以設宴其大小頭目爲緩兵之計，重賞招募敢死志士二百人，暗藏炸藥在柴菜擔內，上艦入艙炸燬機械；臨江清軍開炮助勢配合，勁兵從太平門和神策門出動，分別兜剿蟠龍山、賣糕橋、白土山各地騷擾的英軍；事先，從無錫和丹陽派兵會於圌山，並在仙女廟用木柵扎數十小筏，載蘆覆沙，截圌山隘口，斷其走路；而長江上游則從蕪湖派兵沿江下壓，杜其竄擾，使“萬逆同殲，片帆不返”，實現“轉禍爲福，振威雪恥”。
《殲夷議》寫成後，包世臣密交陳平川上院轉呈，而當道者卻以“和議可成，不宜失信夷人”爲詞，拒不採用。愛國軍官陳平川“氣忿嘔血，一病幾殆”。殲夷議既不行，包世臣本想毀稿，後來，他考慮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侵略中國野心不死，“誠恐深入長江，事或再有”；又鑑於“三元里義民，被毒不甘，集鄉人殲其渠魁”“沈山頭義民，憤切同仇，再破其火輪兵船，夷匪不敢言復仇”，使他深信“草澤中固大有人在”，英雄的中國人民必定能“爲國家留千里乾淨土”。因而“仍存此稿，以俟來者”。因而《殲夷議》是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的重要歷史文獻，它凝結、閃爍着包世臣反侵略愛國思想的光彩。
鴉片戰爭後，包世臣主張省刑薄斂，固結人心，物色人材，弔死問疾，要求起用愛國將領，以振作“強者之氣”；同時，積極揭露、抨擊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日益加深着中華民族的災難。在戰後幾年間，他一再提到洋布的銷行對上海附近鬆、太地區手工紡織業的破壞作用，絲、棉紡織業“皆不償本”，商賈“生計路絀”，加劇銀貴米賤，使“官民均苦”。他認爲“推原其由，皆由銀貴”。他痛斥外國侵略分子破壞中國主權的活動和那些懼外、媚外的投降派官僚對之不敢過問的可恥行徑，指出“夷人鼾臥榻之側，賣鹽賣硝，明犯大禁，而封圻率破例受如恐後!”這表明了包世臣此時對於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逐步深入的新認識。較之同時期的其他地主階級改革派思想家，他的一些認識要更深刻一些。
由於包世臣率先指陳時弊，積極提倡改革，觸犯了腐朽的反動勢力的利益，因而遭到頑固派和一些有權勢人物的打擊，其中例如擁有數千頃土地的大官僚兩江總督百齡，不僅把包世臣逐出幕府，而且“遍致書中外三品以上”的官員，對他加以詆譭。從包世臣一生不得志的坎坷境遇，可以看到鴉片戰爭前後地主階級中有識之士提出改革主張堅持愛國立場的困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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