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愛君曾經做過7年記者、採訪過6個春運，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在廣東惠州火車北站，採訪一位老家河南的六十多歲的農民工大叔。
那天，他席地坐在火車站廣場上等火車，旁邊放着他大包小包的行李；我蹲在地上跟他聊天，那位大叔突然說了一句：
“我老母親八十多歲了，父母在那裏，那裏纔是我的家。”
那一刻，最愛君突然感覺心裏猛地一顫，近十年過去了，很多細節我都記不太清楚了，唯獨對於他的這句話，最愛君卻一直銘刻在心裏。
是的，這一生，我們不都是要走在回家的路上麼？還有什麼，能比父親母親和故鄉更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講講，關於回家的故事。
1:
縱觀歷史、人生，回家的路，是如此漫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佈投降，此後，隨着內地的光復和接收工作的展開，重慶朝天門碼頭，無數因爲抗戰西遷的人們，洶涌着來到長江邊上，渴望踏上那無比歡欣的歸鄉之路。
此前，大後方的人們並未想到勝利會在突然間到來，所以大後方的民衆，仍然在以各種高價囤積着各種物品，然而，突如其來的勝利，使得物價奇蹟般地降了下來，而最爲緊俏昂貴的商品，變成了：車票、船票和飛機票。
那時候，在經歷八年抗戰的艱辛歲月，無數跟隨國民政府西遷的人們，充滿了對故鄉和新生活的熱烈渴望，人們擠破頭，託着各種關係，付出比原價高出許多倍的價錢，還不一定能搞來一張薄薄的返鄉的票。
面對蜂擁着、急盼着從重慶返鄉的人們，以及暴跌的物價，一位從內地西遷到重慶的小商鋪老闆幾乎哭了出來：
“1000萬元本錢要保得300萬，就費勁得很了。說不定辛苦七八年的結果，怕是一家的路費都籌不出。雙手空空，即便能回去，逾海茫茫，如何生計？”
▲1945重慶朝天門碼頭，無數軍民迴歸故鄉的原點。
那時候，歷經八年抗戰，大後方的民衆幾乎全部赤貧如洗，儘管如此，無數的人們還是洶涌着，渴望踏上返鄉的道路。
著名作家葉聖陶，在他的《東歸江行日記》中，記述了他在重慶朝天門碼頭、坐船返鄉的情境：
“上午，船仍不開，船主與棹夫議工價，攤鈔票若干疊於船頭·····結果，每一棹夫得工價二萬八千元，到宜昌。十一時後，解纜撐篙，自此與重慶別矣。”
在艱難困苦中壓抑了多年的情緒，隨着勝利的資訊傳來，隨着返鄉的步伐前進，開始熱烈奔放出來。
著名演員、作家鳳子，也在抗戰勝利後，回到了仍然混亂不堪的上海，儘管百廢待興，然而鳳子卻難以壓抑回到故土的情感，她在《良友》雜誌上發文，講述自己當時的心情：
“我像一個同風浪搏鬥的舵手，經歷了八年歲月的漂流，船身被風雨吹打得已非舊日面目。我顧不及拂去身上的塵土，顧不及換掉破陋的行裝，我跑向大街，跑遍每條小巷····”
故鄉，儘管飽經滄桑，然而，它卻如此緊密地，連結着我們的生命和靈魂。
2:
伴隨着勝利的喜悅，從九一八事變後，就輾轉內地祕密抗戰的東北人齊世英，卻感覺到了巨大的痛苦。
他本是遼寧鐵嶺大地主出身的公子哥，年輕時到德國留學，1931年後，他開始組織流亡到內地的東北人進行祕密抗戰；1937年抗戰爆發後，齊世英帶着自己的兩個妹夫石志洪、張釀濤一起到重慶參與抗戰，然而，他的老母親和兩個妹妹，卻由於要照顧一大家子人，而被迫滯留在了淪陷區的北平（北京）。
八年抗戰中，齊世英的老母親因病去世，他卻因爲西遷抗戰而無法送終；到達重慶後，他的兩位妹夫先後染病去世，爲此，儘管知道民族大義爲重，然而他心中對兩位滯留北平的妹妹，卻始終懷着強烈的愧疚感：
“如果不是我帶着兩位妹夫到了重慶參加抗戰，大後方缺醫少藥，或許他們也不致於死去；是我害苦了兩位妹妹，讓他們成了寡婦。”
所以，當抗戰的喜訊傳來，想到在北平去世後一直無法安葬、停靈在寺廟的母親，和業已淪爲寡婦的兩位妹妹，齊世英忍不住淚水縱橫，不知道回家，該如何面對她們？
▲家破人亡的齊世英，在抗戰結束後，開始了痛苦的返鄉之旅。
而在晉察冀邊區參與抗戰的作家孫犁，也在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終於回到了闊別七年之久的故鄉：河北安平。
一年前的1944年，他從家人輾轉寄來的家書中獲知，他的大兒子不幸夭折，老父親身體也很不好，他於是趕緊給家裏回了封信，沒想到卻石沉大海、渺無音訊。
如今抗戰勝利，心急如焚的他穿着草鞋，以每日步行百里急行軍的速度，爬山涉水十幾天急匆匆趕回家，孫犁後來回憶說，他歸心似箭，臨近故鄉時，幾乎接近疲憊極限的他，經常感覺自己的身體像是要漂浮起來。
終於，在一個黃昏，他步行到了故鄉的小村莊，孫犁後來回憶說：
他走到家門口時，老父親剛好要去關掩外院的柴門，看見兒子孫犁，他的老父親呆愣了一會，然後轉過身去，忍不住老淚縱橫、不停地抹起眼淚；進屋後，妻子抱來孫犁的小兒子，對這位從來沒見過父親的孩子說：“這就是你爹！”
那一刻，孫犁淚流滿面。
儘管國破家亡、物是人非，然而這故鄉的路，如此沉重，卻又讓人如此魂牽夢縈。
這一生，我們的心，又何嘗不是，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
因爲只有家，纔是我們：永恆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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