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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議對第二十四》原文翻譯及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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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議對第二十四

《文心雕龍議對第二十四》原文翻譯及賞析

“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

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諮四嶽,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預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辯: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吾丘之駁挾弓,安國之辯匈奴,賈捐之之陳於珠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諡: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鹹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

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佃谷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核爲美,不以環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存於茲矣。

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者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晁氏之對,驗古明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以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麏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剛,攡辭無懦。

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文心雕龍議對翻譯

周代的祖先和豳人的商討,就是所謂“議”。“議”是講求適宜,研究怎樣合於事理的。《周易·節卦》的象辭說:“君子節制禮儀,使之有定,議論德行,使之適宜。”《尚書·周官》中說:“辦事必須根據古義加以評議,政事纔不迷亂。”可見“議”以控制得當爲貴,這是儒家經典的精神。

早在春秋時期的管仲就說過,軒轅黃帝曾立“明臺之議”,可見“議”的源頭已很長遠了。唐堯時期洪水造成災難,帝堯曾向管理四方諸侯的四嶽提出詢問;帝舜爲了舉出能任百揆等官的人選,曾向羣臣徵求意見,確定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人;夏、商、週三代辦事,徵詢意見直到打柴草的人。春秋時期楚國釋放宋襄公,魯僖公曾參與此事的商議。戰國時趙武靈王要換用胡人的衣服,他的叔父不同意而進行了反覆爭論;商鞅在秦國變法,反對者甘龍和他進行了辯論:雖然“議”的基本法則尚未確定下來,但以上辯論是頗爲可觀的。到了漢代,“駁議”的體制才正式確立。所謂“駁”,就是雜;議論是紛紜複雜的,所以叫做“駁”。從兩漢文化昌明之後,典範的奏議顯著而完備了;當時人才濟濟,好的奏議充滿朝廷:如賈誼代替所有老臣草議,可說是寫奏議最敏捷的作者了。又如吾丘壽王對禁民挾帶弓弩的反駁,韓安國和反對與匈奴和親者的辯論,賈捐之反對用大軍平定朱崖郡叛亂的議論,劉歆關於不應毀武帝宗廟的爭辯等,雖然內容和文辭各不相同,但都抓住奏議的要領了。至於東漢張敏反對“輕侮法”,郭躬議論秦彭並非擅自殺人,三國時魏國程曉駁斥校事官的流弊,司馬芝建議再鑄五銖錢,晉代何曾要求免除對已嫁婦女不合理的刑律,秦秀議論怎樣定賈充的諡號等,都寫得符合實際,公允恰當,可說是通曉奏議體制的了。漢代善於寫駁議的,當以應劭爲首;晉代長於寫奏議的,則以傅鹹爲高。但應劭博通古事,而銓衡貫通,頗有條理;傅鹹很懂治道,卻寫得枝蔓紛繁。至於陸機的《晉書限斷議》,尚爲銳利,但未刪減其繁雜的文辭,頗有影響於文章的骨力:這些也還各有優點和一定的教育意義。

凡有行動,首先要加以議論;要明瞭事物,必須把可疑的問題考察清楚。這是爲了嚴肅慎重地處理各種政務,使治國之道緩急適度。所以,寫議奏的主要依據,必須以儒家經典爲典範,繼承前代的傳統,研究當今的變化;說理不應在枝節問題上大發謬論,用詞不應在文采藻飾上過分鋪張。論祭祀,必須深悉禮儀;寫戰爭,必須懂得軍事;講種田,首先要通曉農業;議斷案,務須精通法律。然後突出其重大意義,運用公允嚴正的文辭。議奏文以明辨簡潔爲能,不以繁富的採飾爲巧;論事以明白覈實爲美,不以深幽隱晦爲奇:這就是議奏文的基本要領了。如果不通曉國家政治,而隨意搬弄文墨,東拉西扯地構成文辭,牽強附會地湊成小巧,這種徒然施展華麗的文章,固然要被事實所拋棄;即使講出一些道理,也被大量的文采所淹沒了。從前秦穆公的女兒嫁給晉國的公子,隨從大批服飾豔麗的陪嫁女,晉國人便重視陪嫁人而輕視秦穆公之女;楚國有人賣珠給鄭國,用薰了桂香、裝飾了玫瑰的精製匣子,鄭國人只買盛珠的匣子而把珠退回。如果文飾淹沒了所講的道理,形式勝過了所表達的內容,那末,秦人嫁女、楚人賣珠的故事,便又出現在今天了。

還有對策,是應答皇帝詔令而做出的政見陳述;射策,是爲了研究事理而向皇帝主動奉獻的政見。這種文體必須有中肯的言辭,準確的說理,就如同箭矢射中靶心一樣。雖然兩種文體名稱不同,但都屬於“議”的一種形式。古代造就人才的時候,要選拔那些能辦事、善辭令的人。漢文帝中期,開始從各地選拔賢良。晁錯因爲對策對答而被列爲第一名。漢成帝則廣訪賢才,將對策第一的人直接任用,而射策的人因爲中了甲科進入仕途。這確實是選拔賢才的重要方法。看晁錯對策文,是以古驗今,文辭簡潔且辨理明確,論事通達且高瞻遠矚,卓越超羣,獲得第一完全是有根據的。董仲舒寫對策文,是根據《春秋》大義,結合陰陽兩氣相生相變的理論研究各時代的政治發展,雖然文辭繁雜但並不沉冗混亂,是因爲說明白了其中的事理。公孫弘寫對策文,文辭簡明扼要、外延不多,但能以簡約的文辭概括要點,切合利弊而情理斐然,所以儘管被太常定爲下等,卻被漢武帝擢升爲上等。杜欽寫對策文,以簡略的文辭對答,卻顯示出他僅是就事論事,而不爲堆砌辭藻寫作。東漢魯丕,其對策辭藻質樸,以儒家正論迎合對策主題,恰到好處,因此才獨中高等。以上這五個人的對策文,都被前代公認爲典範之作。而自魏晉以來,爲文者大都開始追求華麗的文辭,來記載實際的事理,不足之處逐漸增多。到他們受推舉應選的時候,都以病爲藉口拒絕對策,讓皇帝即使希望徵求到對策文,也無法得到。所以當漢成帝主持博士飲酒禮時,堂上就出現了野雞;當晉成帝集合各州郡的秀才舉行對策考試時,就會在堂前出現麋鹿。這不是什麼怪異的事情,不過是選舉失當罷了。而“駁”這種文體則注重對事理的辯論,是持不同見解的各方的辯論;對策重在對理論進行宣揚,以闡明治理天下的道理。如果對策能讓其引述的史實符合治世之道,讓其解說的道理切合當今政務,讓其能斟酌錯綜複雜的情況來重鑄世俗,而非不切實際的談論;讓作者的通達權變來拯救世俗而非冷漠地旁觀;讓自己的論述能廣泛傳播但不是泛泛而談,就像水雖然很大卻不至於氾濫,那就算得上是優秀的對策文了。能達到這種效果的人,是難得的有才人,但有很多人只是善於處理政務卻文才不足,有的文才出衆卻短於政務,如果能透過對策選拔到具有文才又擅長處理國家政務的人,確實算得上是通才了。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並且讓文采聲名遠播,這樣的人才難道很多嗎?

總結:

“議”用於商討政事,應該名實相符。分析道理要有力量,運用文辭不能軟弱。

在帝王之前對策,衆多的應試者同時斟酌對答;只要把握好議對文應有益於治道的特點,雅正的謀議就能遠爲傳播。

文心雕龍議對賞析

《議對》的“議”和“對”都是文體的名稱,都是議政和對策的文章。“議”有議論的意思,與一般的議政文的不同,就在於是就有不同意見的大政方針問題向帝王呈述意見和建議的文章。“對”是對策,即“議”的另一種樣式,又分爲“對策”與“射策”兩種,是針對考試科目的不同而分的。“對策”是回答帝王的策問;“射策”是針對政事中的問題獻計獻策。

全篇分兩部分:一、講“議”的含義、意義、起源和評論魏晉以前的主要代表作品。論“議”體的基本寫作要求。二、講對策、射策的含義、起源和評論兩漢魏晉的代表作品。對策、射策的基本寫作要求。

“議”和“對”這兩種文體,關係着國家的大政方針,所以劉勰認爲寫作“議”和“對”都要慎重,要求所議問題必須有所瞭解,不能憑空的馳騁才華而無實際的作用。另外還主張知識分子應成爲“練治”而“工文”的通才,既精通治理國家大事,又精通寫作“議”、“對”這一類文章。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