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少年時即以文章俊秀聞名鄉里，後來研讀《莊子》頗有心 得，於鄉里講學時為山濤所知。山濤聽向秀所講高妙玄遠，見解超凡，如同“已出塵埃而窺絕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在山濤的接引之下，認識了嵇康與阮籍，同為“竹林之遊”。 向秀好讀書，與嵇康、呂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向秀性格平和，習慣於低調處世，走向朝廷之路，實屬不得已；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呂安被司馬氏害死後，他只好到洛陽任散騎侍郎、黃門散騎常侍、散騎常侍。
向秀喜談老莊之學，當時《莊子》一書雖有流傳，但過去的舊注“莫能究其旨統”，曾注《莊子》一書，沒注完就過世了，郭象則承其《莊子》餘緒，成書《莊子注》三十三篇。著有《思舊賦》、《難養生論》。
向秀雖然沒有完整的文集傳世，但他卻是少有的大哲人大文豪。據記載，向秀主要著作有《莊子注》，時人稱此注“妙析奇致，大暢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其好友呂安見此注後歎為“莊周不死矣”。向秀還著有《周易注》，今佚。又有《難養生論》一篇，存《嵇康集》中；《思舊賦》一篇存《文選》和《晉書》本傳中。關於向秀注《莊子》，還有個有趣的插曲。開始向秀註釋的時候，嵇康説，《莊子》中的玄言妙旨會被註釋弄得僵滯，以前也沒有一個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後來向秀注基本寫就，拿出來給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莊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對向秀的才識大為歎服。 向秀在經歷了嵇、呂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悵和迷茫中大徹大悟，在苦悶和徘徊中大徹大悟，心境更加趨於淡泊寧靜。他到洛陽以後，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莊子思想的研究之中。於是閉門謝客，潛心作注，用心闡發莊子思想的精神。但遺憾的是其中《秋水》、《至樂》兩篇還未註解完，向秀就去世了。
向秀所著一書、一論、一賦三種作品，均為問鼎之作：其《莊子注》開創玄學注《莊》新思路，後人難望其項背；《難養生論》匠心獨運，與嵇康難分高下；所作《思舊賦》更是堪稱絕唱，魏晉時期無賦可與之比肩。
相對於“竹林七賢”裏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氣不夠響亮，南 朝劉義慶的《世説新語》裏記載也不很多，但是，千百年的歲月流逝卻無法抹去向秀的獨特光彩。
向秀少年時即為同郡山濤所知。在山濤的接引之下，結識嵇康與阮籍，同為“竹林之遊”。
向秀雖然沒有完整的文集傳世，但在當時他卻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其主要著作有《莊子注》，時人稱此注“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世説新語·文學》），“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晉書·向秀傳》）。呂安見後歎為“莊周不死矣”。向秀還著有《周易注》，傳稱“大義可觀”，然“未若隱《莊》之絕倫”，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難嵇叔夜養生論》一篇，收於《嵇中散集》中；《思舊賦》一篇存《文選》和《晉書》本傳中。
向秀所著一書、一論、一賦三種作品，均為問鼎之作：其《莊子注》開創玄學注《莊》新思路，後人難望其項背；《難養生論》匠心獨運，與嵇康難分高下；《思舊賦》更是堪稱絕唱，魏晉時期無賦可與之比肩。
經歷了嵇、呂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悵和迷茫中大徹大悟，在苦悶和徘徊中大徹大悟，心境更加趨於淡泊寧靜，用心闡發莊子思想的精神。向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撰所注，以備遺忘雲。但遺憾的是其中《秋水》、《至樂》兩篇還未註解完，向秀就去世了。
那時候向秀的兒子還小，沒有將父親的註釋光揚天下，被郭象將文稿竊取，“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以自己的名義大行天下了。此事見於《世説新語·文學》，《晉書》因之。其後千百年來，世人一談到《莊子》的註釋，就將郭象奉為大家，而忽視了向秀的顯著功績。這大概是中國文化歷史上最著名的侵犯知識產權案例了。
關於向秀注《莊子》，還有個有趣的插曲。開始向秀註釋的時候，嵇康説，《莊子》中的玄言妙旨會被註釋弄得僵滯，以前也沒有一個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後來向秀注基本寫就，拿出來給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莊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對向秀的才識大為歎服。
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張“開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認為必須“節之以禮”，“求之以事，不苟非義”，由此推及人的社會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貴等，從而強調合“自然”與“名教”為一。通過向秀註解所體現出來的儒道兩家經典的互解，“使儒道兩家的分歧，通過字句上的精心詮釋而得以化解，為經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礎”。《難養生論》為向秀為啟發嵇康進一步闡述其養生思想而著，向秀以世俗見解立意，並非其真實意識表示。
向秀與嵇康關係最密，同時又通過嵇康結識了東平人呂安。嵇康“性絕巧而好鍛”，於是經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門前的柳樹下打鐵自娛，嵇康掌錘，向秀鼓風，二人配合默契、旁若無人、自得其樂，同時也為了“以自贍給”，補貼一點家用。向秀還經常去呂安家幫他侍弄菜園子，三人可謂情投意合。
向秀助嵇康打鐵時，親眼見證了鍾會被嵇康奚落。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殺頭的源頭。向秀目睹了後來發生的一切，這些事也影響了他以後的人生道路。
據《晉書·向秀傳》中記載：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猖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司馬昭在殺了嵇康以後，還要威逼向秀吞下這枚“苦果”：你以前不是要隱居嗎，怎麼不學人去采薇了呢？向秀為保命計，只得順其意説：“像巢父和許由這樣的人，並不瞭解堯帝求賢若渴的用心，所以隱居的生活並不值得羨慕。”但他內心中真的是這樣認為的嗎？在強權之下的生命，就像浮塵一樣輕忽。
向秀曾經主張無為政治，然而他所主張的無為政治，是“任自然而不加巧”。但當他選擇了只做官不做事，就變成消極無為了。做官並非他的本意，因此他的內心更加痛苦。陳寅恪先生説向秀“在嵇康被殺後，完全改節自圖，棄老莊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但是細讀他的《思舊賦》，那種刻骨的痛卻在昭示着他的不甘與憤懣。所謂的“改節自圖”，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 向秀早年淡於仕途，有隱居之志。嵇康被司馬昭殺害後，為避禍計 ，不得已順應朝廷威逼拉攏而出仕，先後任散騎侍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職，但“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這一點很像東漢末的徐庶——徐庶之母為曹操所拘，不得已進入曹營，但他不發一言，不獻一策，以沉默來對抗強權，向秀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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