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主要內容
《萬曆十五年》從“大歷史觀”的研究視角出發，選取了明朝萬曆十五年(1587年)作爲考察切入點，運用歷史小說的敘事模式和傳記體式的章節，透過對關鍵歷史人物悲慘命運的描述，探析了晚明帝國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 這充分體現了作者的大歷史觀，即宏觀的、系統的歷史，也即“從技術的角度看待歷史”。
一.萬曆皇帝朱翊鈞
萬曆皇帝朱翊鈞三四歲時就能夠就開始讀書，稍大一點後便通讀各種聖賢經傳，年方十歲就能寫徑尺以上的大字。在他的蒙師張居正的悉心教導和嚴格監督下，小萬曆想勵精圖治，成爲堯舜那樣的明君。在功課方面，小萬曆必須認真上課，背誦課文，還要練習書法，學着批閱檔案，學習壓力之大和現在的小學生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思想道德建設方面，小萬曆被教導着要勤儉節約，不可鋪張浪費。甚至小萬曆想爲母親修理宮室以表孝心也被張居正拒絕。在張居正的教導下，萬曆登極的前十年，外患基本已經平息，國庫也日漸充實，史稱“萬曆中興”。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小萬曆很感激張老師，對張老師更是言聽計從，而對於那些彈劾張老師的言官給予杖責，甚至於張居正胃病發作時，小萬曆還親自下廚給他做椒湯麪調養腸胃。可見，張居正之於小萬曆是一個集男神，父親，老師於一身的角色。
然而，就在萬曆皇帝19歲那年，張居正胃病發作，忽然離開了人世。當萬曆皇帝還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時，曾經在張居正時代被打壓的各級官僚已經開始了一波波對這位前首輔的清算。他們翻出各種張居正生前的罪證，從道德上搞臭張居正，攻訐張居正生活糜爛，貪污受賄，任人唯親，搞裙帶關係，甚至於欺君罔上，有謀逆篡位的野心。這些和萬曆心中張老師的形象大相徑庭，使得萬曆皇帝陷入深深的無力感中，一開始他選擇不相信，但隨着一件件事情的實錘，萬曆感覺自己受到了天大的欺騙，自己曾經最信任的張老師，竟然人前一套，背後一套，心中的失望可想而知。在處理完掉張居正後，萬曆發現自己仍然受到文官集團的約束，他不能提拔他欣賞的官員，甚至於不能親近他喜歡的女人，不能隨便出行。他明白了，從小到大，在文官們看來，他朱翊鈞最好就像傀儡一樣，按文官們希望的明君的樣子改變自己，文官們表面上滿口禮儀道德，暗地裏卻相互攻訐，即使是張居正，也只是文官的一個代表，而文官們的呈上來的奏章，無非是狗咬狗而已。
行，老子不幹了。朱翊鈞大概會想起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他沒有正德的精力去和文官集團折騰，倒是和嘉靖有一絲同病相鄰，大議禮讓嘉靖看清楚文官們的面目，張居正事件也讓朱翊鈞對政事失去了奮鬥的信心，那個勤於朝政，不倦於經筵，躬身求雨，操練兵馬的萬曆皇帝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無爲而治”的朱翊鈞。這大概就是萬曆十五年前後朱翊鈞行爲大變的原因吧。這種變化造成的惡果從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來，當時中下級官員和地方官員的任用，因爲得不到皇帝的親自選拔，甚至只能靠抽籤來任免……1587年大明王朝，正在一步步滑向失控的深淵。
二.申時行
張居正之後，張四維成爲首揆。張四維在張居正當政時支援其政策，但張居正死後，爲了平衡各方關係，張四維也起用了一批之前被張居正排斥的人。可惜的是，張四維在任時間很短，萬曆十一年時丁憂，萬曆十三年病亡，接替張四維的正是萬曆的老師——申時行。
作爲萬曆從小的老師，申時行知道萬曆的心思，他認爲萬曆仍然是個明君的胚子，帝國能否走下去的的關鍵，在於龐大的文官集團能否保持平衡。文官集團是帝國執行的保證，一項政策能否順利實施，主要在於它是否與文官集團的利益相符，而並不在於政策本身是否合理。申時行把人們口頭上的理想稱爲“陽”，把人們不能告訴人的私慾稱爲“陰”。調和陰陽是一件複雜的工作，申時行沒有張居正那樣的氣魄，他期望的只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實際上，在日後的首輔工作中，申時行認識到本朝從來就沒有什麼開疆闢土的想法，也沒有多少深度改造社會的意願，只要能夠在基本保障全民溫飽的低標準下，維持長治久安就行了。
正是抱着這種左右逢源，和光同塵的心態，申時行在各種利害關係上成爲了騎牆派，這顯然是吸取了張居正的教訓。這種圓滑的處世方式，並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文官集團中的各派的鬥爭並沒有因此得以緩和，騎牆的申時行也被指責首鼠兩端。另外一方面，經歷張居正事件的萬曆皇帝也變得對政事漠不關心，不再上朝，對經筵也不再關心，這說明作爲皇帝的萬曆也不想拿出誠意和文官集團合作了。夾在兩者中間的申時行，如同一個受氣的小媳婦，閃轉騰挪，只爲建立起皇帝和文官集團之間的信任。顯然，一個人要麼在河的左岸，要麼在河的右岸，想永遠保持左右逢源的人，早晚會被水淹死。萬曆十九年，申時行辭職，他的騎牆政策也證明是失敗的。
三.張居正
張居正可以說是大明朝最優秀的政治家，他擔任首輔的十年間，史學家稱爲“萬曆中興”他擁有在文官集團中出類拔萃的實力，而且又是小萬曆的老師，擁有小萬曆最大程度的信任，做人做到這個份上，不想幹點什麼是不可能的。
身居高位的張居正，手中有着極大的權力可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向文官集團開刀，力圖改變文官集團的腐朽之氣，同時整頓經濟賦稅，重整邊防軍事力量，使大明朝依舊可以如日中天。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張居正想把心中的政策儘快化爲現實，因此很多時候推行政策的方法有些急功近利。張居正的經濟體制改革動了文官集團中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文官對他的意見非常之大，另外一些文官也對他凌駕於萬曆之上的行爲極爲不滿。針對張居正的彈劾在張居正生前就有數次，批評他濫用私權，任人唯親，只不過被萬曆皇帝攔下來了。小萬曆顯然是相信張居正的，他因此嚴厲懲處了這幾個說張居正壞話的官員，以此表達自己對於首輔的信任。等到他一死，事情就立刻起了變化，各種清算紛至沓來，張居正在萬曆眼中老師的偉岸形象也在清算中轟然倒塌。
相比申時行平衡文官集團的利益，張居正顯然站在了皇帝這邊，他揚起鞭子督促文官集團幹活，使得大明又煥發了活力。申時行承認陰陽理論，張居正更強調皇帝和文官向陽看齊，而自己可以有陰的一面。張居正似乎也想到了這一點，他再能幹，也不是皇帝，他也只是文官集團的一個代表，現在站在皇權這一邊，日後早晚要被清算。可是又能怎麼樣呢?大明朝總要有人幹活。
四.海瑞
明朝的司法制度極爲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依據。即使在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做出斷語。海瑞試圖以一己之力來證明法律的價值，並以法治的最高標準來管理自己的轄區，這在其他官僚看來，無疑是古怪的。而且，他的個人標準實在太高，過於強調陽這一方面，如果按照他的標準來行事，那麼這些官員就真正成爲了人民公僕，一點油水也撈不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海瑞的標準，註定讓絕大多數人站在他的對立面。
海瑞所提倡的法律，實際上是太祖朝指定的，而朱元璋所提倡的簡樸節約標準，在這種條件下提倡簡樸，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種手段，意在使行政問題簡化，以適應政府本身的低能。結果卻影響了農業乃至工商業的發展。一方面道德的約束力不夠，另一方面法律並不完善，這使得在很多方面有模糊的地方。這就使得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其結果是，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以個人而對抗強大的社會力量，只憑個人的判斷去裁決爲數衆多的爭執，顯然，能否公平合理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張居正也批評海瑞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堪也。
以極高的道德來要求官員和百姓的海瑞只能被當作吉祥物，於實務百無一用，這不是海瑞的問題，而在於缺乏完善的經濟制度和商業法律。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至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於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籙。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即使海瑞廉潔奉公，也無法從本質上解決制度上的問題，因爲事情從根上就壞了。
五.戚繼光
相比海瑞，戚繼光顯然更務實一些，他有韓白衛霍之才，有高尚的理想情操，同時也通宵官場的潛規則。可以說戚繼光把陰陽做到了平衡，但大明朝仍然不會讓這位身經百戰的將軍安度晚年。
有明一朝，文官是壓制武官一頭的，這使得文官在精神上輕視武官，在實際作戰中，也經常對武官進行無理指責。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進階將領也無法展布其統籌全局的能力，這些武將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帶領士兵親身參加戰鬥。戚繼光要南抵倭寇，北御韃靼，勢必要統一當地的資源在自己手中，而明朝的衛所制度，軍事後勤制度不允許這樣牛的人出現。後勤上無統一調度人力和物資的權能;軍政上，人事的任免也受制於文官。這種鬆散的組織和軍需上的缺乏統一，看來不全是出於無意識的安排。戚繼光明白以自己的力量無法做出全面的變革，只好小修小補，在張居正的蔭庇下做好分內的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張居正倒臺後，失去庇佑的戚繼光晚景淒涼也在情理之中了，武官們想要跳出文官集團的限制，也變得越來越困難了，然而邊境總要有人保護，武備虛弛的大明，在萬曆三大徵之後，取得的勝利也屈指可數了。
六.李贄
宋朝以來，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爲內核的“天理”被統治階級宣揚爲人倫的規範尺度。存天理，滅人慾，治理如此龐大的帝國依靠道德信條不是一直有效，當信條僵化而越來越失去它的實用價值，人的思想自然會尋找其他的出路。
明中期以後王陽明的心學的崛起，文人學士開始獨立思考，一些人開始認識到儒家道德在實際中的侷限性。奪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李贄敢於懷疑和衝擊傳統的儒家思想，正是反映了明朝思想體系的僵化。黃老先生對李贄的評價雖多有不妥之處，但思想的囚籠在明朝對士人的鉗制卻是不爭的事實。
七.總結
皇帝罷工，文官集團相互攻訐，想施展能力的人依仗一時的勢力做些實事，早晚逃不過被清算的命運;想調和的人兩頭不討好，團結文官集團也不是可行之途;想依靠法律的人嚴於律己，嚴以待人，卻發現自己只是孤軍奮戰;大道不行，法律陳舊過時，尋求新的思想的人面對現實，卻不能有所作爲，當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萬曆十五年》多次提到道德與法律，以及標準，統一，數字化的概念。私以爲，黃老先生早先在遠征軍服役，46年後赴美求學，對美國的一些情景必有感想，可以說，他的一些觀點來源於自身生活中的切身感受。彼時的美國，相較於民國，法律體系完善，工業能力強大，二戰期間自由輪的流水化作業可以說是美國的一個驕傲，統一的製造標準，完善的後勤制度，使得美軍可以坐在汽車上打仗。黃老先生的觀點，似乎來源於此。
的確，道德相較於法律沒有更好的約束力，零散的規定相較於統一標準的制度沒有更好的競爭力，模糊的記錄相較於數字化的管理也沒有更光明的前途，《萬曆十五年》想表達的這些，的確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發。事物的發展，總是從野蠻生長走向標準化管理，這一點是需要我們把握的，相應的例子也不勝枚舉。然而，作者強調標準，數字化，書中卻很少有具體的表格，數字來支撐自己的觀點，雖然所得結論似乎可以說得通，但沒有足夠證據支援，稍顯得底氣不足。
所謂陰陽理論，一方面是表面的道德，一方面是內心的私慾，相較於“存天理，滅人慾”的確是有一定的進步，承認內心的慾望，才能更好地接受自己。張居正只給小萬曆灌輸儒家的滿口道德，自己的一些行爲卻與之相悖，一面是能吏，一面是貪腐，相比於清廉庸官，誰更值得批判呢?試想，如果制度得以周密，確保能吏可在制度下執行權力，那貪腐是不是可以避免?同樣，如果制度上的優勢可以不使我們發揮多少主觀能動性(道德的力量)就可以完成工作，相比於永樂，雍正在舊制度下宵衣旰食，這種執行方式是不是更可持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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