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燕梅用江永女书怎么写

经过研究，女书基本单字共有1700多个，其中借源于汉字而造的占80%，暂不明来历的自制字仅占20%。女书字的外观形体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秀丽清癯。乍看上去，好似甲骨文，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关于女书所记录的语言，近几年经过语言专家的调查研究确定，它既不是湘语、西南官话，也不是瑶语；而是一种流行在江永一带的汉语土话。与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同，女书则是一种单音节音符字的表音文字。女书是当地乡村妇女，特别是中老年妇女的文化工具。女书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基本用于创作女书作品、记录女歌，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每篇长的可达四五千字，短的只有几十字。女书作品一 般书写在精制手写本、扇面、布帕、纸片上。女书具有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因而被国内外学者叹为“一个惊人的发现”、“中国文字史上的奇迹”。

1982年，由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宫哲兵随即在1983年3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全世界第一篇介绍女书的学术论文《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并在1983年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美国）上发表了论文《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将女书介绍到国内外，1986年宫哲兵出版了全世界第一部女书研究著作《妇女文字与瑶族千家峒》。

1983年，江永发现“女书”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引起轰动。 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深入江永考察、学习、发掘。永州积极实施抢救和保护女书文化工程，通过兴建女书文化村，建立女书博物馆，组织开发女书工艺品，发展女书文化产业，使女书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旧时当地不少才情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女书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划、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搜集到的近20万字的“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形式包括女书书法、纂刻、激光微雕、石雕、木雕、竹雕、明信片、女巾、女扇、女书提包等。

江永女书，是由女性创造并只在女性中流传、使用的一种神秘符号，流传地点主要在湖南江永以及道县局部地区，它用歌谣、文字等形式记载了女性的生活场景和情感世界，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

江永女书在20世纪50年代才被社会发现，随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季羡林惊呼：“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法国女学者芭芭拉说：“女书是女人的圣经！真想不到在地球上某个角落还有一种只供妇女使用的文字。”美国著名学者哈里·诺曼也同样赞叹：“这是世界最令人惊奇的发现之一。”

的确，由于女书的独特性，对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女性学等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关于女书的产生，有多种传说：胡玉秀造字说、盘巧造字说、九斤姑娘造字说、女红图案变女字传说。

这些传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美丽聪慧的女孩，她们用智慧创造文字，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学者们对“女书”产生的时代提出了多种见解，认为：“女书”创造的时代大约不会早于明末清初；“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孑遗和演变；“女书”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刻画符号同源；“女书”是长江流域古代少数民族中的一种文字，记录的是当地瑶族语言，创造女书的可能是瑶族妇女。

女书主要出现在湖南省江永县，这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地区。它处在偏僻封闭的地区，然而又因其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成为南征北战的重要通道；它是古越文化和楚文化的结合部。

瑶、汉族杂居融合，既保留了瑶族的风俗习惯，又有着浓厚的中原儒家传统；它有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重男轻女的思想，又有不落夫家和妻兄弟婚的原始社会婚俗残余。在这里，既留存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又保留了瑶族群体狩猎和捕鱼的经济文化，女人们还有自己专门的节日，如农历四月初八斗牛节、农历五月“过庙节”、盛夏吹凉节和七月初七“乞巧节”等。

女人们也有独特的风俗，如结拜姊妹、认老同、吵歌堂、闹歌堂、坐歌堂、哭嫁等。女书在江永出现，除了历史地理、人文环境原因外，还与其独特的风俗有关，即与“女儿国”的现象有着内在的联系。

江永地区的妇女在婚前被锁在闺房中做女红，称为“楼上女”。婚后三天回娘家，不能与丈夫生活在一起。

生孩子以后到了婆家，也只能在家纺纱织布。大多数时间与女人交流相处，女性伙伴之间情感深厚，甚至超过了对丈夫的情感，当地有俗语“姐妹面前不讲假话，丈夫面前不讲真话”，在这样一个与男性社会相对隔绝的女性社会里，女书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女书产生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有独特性，它的符号形体、记载内容、社会功能也有独特性。 女书的基本字符有1000个左右，最常用的约600个。

女书的字体呈长菱形，左低右高，略有倾斜，倾斜中持匀称平衡，右上角是全字的最高点，左下脚是全字的最低处。它的行款是由上至下，从右到左。

其笔画线条纤细，修长秀丽，排列整齐美观。基本笔画有左弧、右弧、左斜、右斜、点、竖五种，当地妇女称这种文字为“长脚蚊字”或者“蚂蚁文字”。

广义来说，女书包括文字、文字写成的作品以及写有这种文字的物件。传递、记载女书的物品主要有四种——书、纸、扇、巾，称为女书、女纸、女扇、女巾。

女书作品，主要是韵文，散文很少。所有篇章均无标题，无标点，不分章节段落，一书到底，吟唱时运用音高、音强和停顿构成诗的节律。

从体裁看，有书信、抒情诗、叙事诗、柬帖、哭嫁歌、歌谣、儿歌、谜语、祷神诗和唱本（翻译和改写汉语作品）等。内容丰富，有记录自己悲苦身世、透露出她们对命运的抗争的，如《义年华自传》《阳焕宜自诉》；有歌颂纯真的友情、怀念少女时代无忧生活、倾诉姐妹远嫁离情别恨的，如“姊呗茫茫不知过，妹在冷楼泪潸飘。

……清早起来愁到黑，痛想别时别远天”；有哭诉婆婆虐待、丈夫暴力的，如“丈夫赌钱不休手，将台抛在赌钱台。……上身打得骨头断，下身打得血淋淋”；还有记载战争的残酷、奇风异俗的婚恋、祈祷祭祀的……总而言之，女书全方位地反映了婚姻家庭、生产劳动、文化娱乐、女红艺术、风俗习惯、祭祀史诗等多侧面的生活场景，是女性的苦情诗和血泪史。

女书作品用当地的方言土语演唱，原汁原味，来源于劳动人民。她们灵活运用了各种修辞手法，充分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她们的精神世界。

比如善用比喻形象生动地表达情感，如《贺三朝书》中的“女是可比燕鸟祥，身好毛长各自飞”，朴实地表达了自己对女伴的美好祝愿；有意无意地运用比兴贴切自然，如《河边稚竹》：“河边稚竹绿茵茵，三岁男人不知天”；巧用对仗，形式整齐节奏鲜明，如：“明色回程心不静，鱼死河边眼不闭”；巧妙地运用夸张使整个作品活起来了，如“日夜哭得肝肠断，几时养大女儿身”；另外还有顶真、回环往复等艺术手法使女书作品在淳朴中透出鲜亮生动。江永女性以书会友、以书传情，结交友情、表达爱情、传递亲情，女书成为她们情感世界中奔流不息的精神长河。

江永女书通过独特的符号和形式呈现了女性独有的生活场景和情感世界。

起源于中国南部湖南省的江永县（江永县，位于湖南南部永州市，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这里毗邻广东、广西，瑶汉杂居，民风古朴，堪称“世外桃源”。

香柚、香芋、香菇等特产远近闻名，是广州人饭桌上常见的美味。）。

所以又名江永女书。以前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妇女之间流行、传承的神秘文字。

“女书”又名“女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所以又名江永女书。

千百年来，只流传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近邻一带瑶族妇女中，它靠母传女、老传少，一代代传下来。“女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而神奇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植根甚古、牵涉面颇广、信息含量十分丰富的文化现象。

关于“女书”文字的记载，至今最早能见到的是太平天国（清朝咸丰年间）发行的“雕母钱”。该钱背面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字样。

关于女书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结合目前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末清初。

比较认同这种观点。 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为“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

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 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

有人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认为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

也有人认为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这种观点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

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

《中国女书合集》赵丽明主编中华书局收资料占所能见到的女书原始资料的90%以上。

江永女书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是我国最主要的女书研究机构。

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女书”的传承、保护、抢救和弘扬：创办了首家“女书”馆、第一家“女书”网站，设计了全球首套“女书”个性化邮票，创作了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女书”仕女书画长卷，编写了《女书英汉字典》，与他人合著了《女书习俗》。其“女书”书法、绘画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大型展览，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等国外友人及热地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族图书馆等多家单位均有收藏。中央电视台、近十家省电视台和《中国民族报》、《民族论坛》、德国《世界报》、英国《泰晤士报》等200多家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道被《潇湘晨报》评为湖南2006年度十大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