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
李商隱畫像、李商隱的愛情生活，被許多研究者關注，部分原因在於李商隱以《無題》爲代表的詩歌中，表現出一種撲朔迷離而又精緻婉轉的感情，容易被人視爲豐富的愛情體驗的表達。
關於李商隱的愛情，猜測的部分遠遠多於有實際證據的，但這並不妨礙人們對此津津樂道，甚至象閱讀偵探小說一樣揣摩分析他的詩文，希冀發現切實的憑據。下面這些女子被認爲是與李商隱有過感情糾葛的：
柳枝
柳枝的名字出現在李商隱寫於開成元年（836）年的一組詩（《柳枝五首》）中。他還爲這組詩寫了一個長長的序言，講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個洛陽富商的女兒，活潑可愛，開朗大方，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李商隱的詩（《燕臺詩》），心生愛慕，於是主動與他約會。但李商隱失約了。他後來得知，柳枝被一個有權勢的人收爲妾。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如果不是李商隱杜撰，這一段沒有結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戀。
宋華陽
李商隱在青年時期曾經在玉陽山修習道術，因此有人猜想他在這期間與女道士發生過戀情。在《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等詩中，李商隱提到了“宋華陽”的名字，於是，宋華陽就被認爲是李商隱的戀人。還有一種誇張的說法是：李商隱曾經和宋華陽姐妹二人同時戀愛。蘇雪林在《玉溪詩謎》中對於這個故事進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發揮。
錦瑟（柳枝）
李商隱有一首著名的《錦瑟》詩，劉攽在《中山詩話》中提到，有人猜測“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兒，李商隱在令狐家受學期間，曾與她戀愛，但終於沒有結果。
荷花
民間傳說他在與王氏結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戀人，兩人十分恩愛。在他進京趕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隱陪伴荷花度過最後的時光。這段悲劇給他造成很大的打擊，以後的詩中他常以荷花爲題也是對舊情的眷戀。
王氏
王氏是李商隱的妻子。但有人從李商隱《祭小侄女寄寄文》中（“況吾別娶已來，胤緒未立”）推斷王氏爲李商隱再婚的妻子。如果這種看法成立，李商隱應該還有一位初婚妻子，但關於這方面的資訊幾乎空白。李商隱與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後，他寫下《房中曲》等悼亡詩篇，情感真摯，語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離家赴蜀地宦遊途中所作《悼傷後赴東蜀闢至散關遇雪》：“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迴夢舊鴛機。” 也有猜測，《錦瑟》也是爲紀念亡妻而作，以琴絃斷裂比喻妻子去世。
對於李商隱愛情生活的研究，以蘇雪林的《李義山戀愛事蹟考》（1927）最爲著名。此書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爲《玉溪詩謎》。蘇雪林的研究，繼承了程夢星、馮浩等人的成果，拓寬和豐富了這一領域的內容。例如，透過她的考證，多數人接受了李商隱與女道士的戀愛經歷。不過，蘇雪林的猜測和推理幾乎不加節制，從而構畫出幾段離奇的戀情，包括他曾與宮女偷情。
社會交往
有人根據李商隱部分詩作的風格，推想他性格內向（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編·第十一章）。這種猜測多少有些武斷。如果從李商隱的另外一些活潑幽默的作品來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現存的資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詩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隱的社交範圍廣泛，他是一個樂於交往而且頗受歡迎的人。
李商隱交往圈裏的人物分爲四類：
仕途人物 令狐楚、令狐綯、崔戎、王茂元、李執方、盧弘止、鄭亞、柳仲郢、李回、杜悰、蕭浣、楊虞卿、楊嗣復、周墀、姚合、孫簡等人
酬和詩友 杜牧、溫庭筠、白居易等人
志同道合 劉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禮節來往 令狐緒、韓瞻以及他在各個階段的同僚
李商隱（公元813—858），男，漢族，字義山，故又稱李義山，號玉溪（豀）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詩人。邠國公杜悰的表兄弟。他祖籍懷州河內（今河南省焦作市下轄沁陽市、博愛縣），生於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19歲因文才深得牛黨要員太平軍節度使令狐楚的賞識，引爲幕府巡官。25歲進士及第。26歲受聘於涇源節度使王茂元幕，闢爲書記。王愛其才，招爲婿。他因此遭到牛黨的排斥。此後，李商隱便在牛李兩黨爭鬥的夾縫中求生存，輾轉於各藩鎮之間當幕僚，鬱郁而不得志，後潦倒終生，46歲便憂鬱而死。
晚唐詩歌在前輩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趨勢，而李商隱卻又將唐詩推向了又一個高峯，是晚唐著名的詩人，杜牧與他齊名，兩人並稱“小李杜”。李商隱又與李賀、李白合稱“三李”。與溫庭筠合稱爲“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裏排行第十六，故並稱爲“三十六體”。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穠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與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爲人傳誦。但部分詩歌過於隱晦迷離，難於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因處於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後抑鬱寡歡而死，死後葬於鄭州滎陽（今滎陽苜蓿窪村）。據《新唐書》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奚生詩》三卷，《賦》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失傳。有《李義山詩集》。
出身家世
李商隱曾自稱與唐朝的皇族同宗。經張採田考證，確認他是唐代皇族的遠房宗室。[2]但是沒有官方的屬籍檔案證明此事，因而可以認爲李商隱和唐朝皇室的這種血緣關係已經相當遙遠了。李商隱數次在詩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這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實際的利益。
李商隱的家世，有記載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擔任過最進階的行政職位是美原（治今陝西富平西北）縣令；曾祖李叔恆（一作叔洪），曾任安陽（今屬河南）縣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治今河北邢臺）錄事參軍；父親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隱出生的時候，李嗣任獲嘉（今屬河南）縣令。
生卒年考
商隱生年，馮浩主元和八年（813年）說，張採田主元和七年（812年）說。這是當今學者通常採用的說法。大部分學者贊成的是馮浩說，其最主要的是文選《上崔華州書》所云：“中丞閣下：餘生二十五年矣。”馮浩題注曰：“開成元年十二月，《紀》以中書舍人崔龜從爲華州防禦使，例兼御史中丞憲銜，固有中丞閣下之稱。”書上於開成二年（837年）春初，詩人二十五歲。以此上推商隱生於元和八年。至於卒年，關涉詩人晚年行蹤和創作，尤須一辨。
早年生活
在李商隱10歲前後，他的父親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親、弟妹們回到了河南故鄉，生活貧困，要靠親戚接濟。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揹負上了撐持門戶的責任。後來，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爲別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
李商隱早年的貧苦生活對他性格和觀念的形成影響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實上，他也確實努力承擔起家族的責任。成年後，李商隱曾利用爲母親守孝的時間，將寄葬在各地的親屬靈柩遷葬到滎陽。陳貽焮認爲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還由於從小孤貧，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經歷使他養成憂鬱、敏感、清高的性格，這些特徵既大量地從他的詩文中流露出來，也表現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隱的啓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後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才論》、《聖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讚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駢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駢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遊。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駢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藉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在這一時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書後，不羨王祥有佩刀。”
應舉之路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發展，主要的入口有兩個：科舉和幕府。前者被認爲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後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官僚自己培養的政治團隊，如果表現出色，也往往可以透過這些官僚的舉薦成爲朝廷正式的官員。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有考取科舉的資格，也有作爲幕僚的經歷。
文宗開成二年（837年），李商隱考取了進士資格。在此之前，他已經失敗過多次。李商隱初次應舉的年份難以考證，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隱就開始了他漫長而艱苦的應舉之路。與大多數缺乏權勢背景的考生一樣，李商隱並不指望一舉成功。他流傳下來的詩文中沒有提及當時的情形，這多少說明他對於初試的失敗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隨着失敗次數的增多，他漸漸開始不滿。在《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詩中，他將沒有錄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撓他成功的小人：“鸞皇期一舉，燕雀不相饒。”
應舉的失敗不會讓李商隱反省自己學識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經與他一起遊學的令狐綯就考中進士。這顯然不是因爲令狐綯的學識才華比李商隱優秀，而是由於他父親令狐楚的影響力。權貴們互相提攜，大量錄取上流社會關係網中的考生，在唐代科舉中是很普遍的現象。許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會在考試之前就去刻意結交關係，或者想出種種辦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據李商隱自述，他在這方面是比較低調的（《與陶進士書》），但如果說他不曾對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從李商隱在開成元年寫給令狐綯的一封信中“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固不動”之類的話，可以看出他的情緒已經相當煩躁了。而他於開成二年的中舉，也正是令狐父子對當值考官施加影響的結果。
步入仕途
李商隱考中進士的當年（開成二年，837年）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參與料理令狐楚的喪事後不久，李商隱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聘請，去涇州（治今甘肅涇縣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甚至將女兒嫁給了他。從李商隱後來的經歷中可以看出，這樁婚姻將其拖入了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
李商隱的尷尬處境在於：王茂元與李德裕交好，被視爲“李黨”的成員；而令狐楚父子屬於“牛黨”。因此，他的行爲就被很輕易地被解讀爲對剛剛去世的老師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隱很快就爲此付出了代價。在唐代，取得進士資格一般並不會立即授予官職，還需要再透過由吏部舉辦的考試。開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隱參加授官考試，結果在複審中被除名。這件事對李商隱最直接的影響是使得他獲得朝廷正式官職的時間推遲了一年。不過，他並沒有後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兒王晏媄。他們婚後的感情很好，在李商隱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麗溫和體貼的妻子。
開成四年（839年），李商隱再次參加授官考試，順利透過，得到了祕書省校書郎的職位。這是一個低級的官職，但有一定的發展機會。沒過多久，被調任弘農（今河南靈寶）縣尉。雖然縣尉與校書郎的品級差不多，但遠離權力的中心，顯然會使以後發展受到影響。李商隱在弘農任職期間很不順利，他因爲替死囚減刑（“活獄”）而受到上司陝虢觀察使孫簡的責難。孫簡很可能以某種不留情面的態度對待李商隱，使他感到非常屈辱，難以忍受，最終以請長假的方式辭職（《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湊巧的是，在此前後孫簡正好被調走，接任的姚合設法緩和了緊張的局面，在他的勸慰下，李商隱勉強留了下來。但他此刻顯然已經沒有心情繼續工作，不久（開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辭職並得到獲准。
閒居時期
辭去了弘農縣尉，李商隱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於武宗會昌二年（842年）設法又回到祕書省任職。這一次，他的職位（“正字”）品階比之前的（“校書郎”）還低。即便如此，李商隱畢竟又有了一個新的發展起點。在唐代，大家普遍認爲在京城裏的任職會比外派的官員有更多的機會升遷，而李商隱所在的祕書省，又比較容易受到高層的關注。對李商隱而言，另一個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獲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這位精幹的政治家幾乎被授予全權處理朝政。李商隱積極支援李德裕的政治主張，他躊躇滿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機會。
然而，命運似乎與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李商隱重入祕書省不到一年，他的母親去世。他必須遵循慣例，離職回家守孝三年。這意味着年屆而立的李商隱不得不放棄躋身權力階層的最好的機會。這次變故對李商隱政治生涯的打擊是致命的。他閒居在家的三年（會昌二年末至會昌四年末），是李德裕執政最輝煌的時期。錯過了這個時期，隨着不久之後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團驟然失勢，李商隱已經難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會昌三年（843年），李商隱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討伐藩鎮叛亂時病故。王茂元生前沒有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李商隱的升遷，但他的去世無疑使李商隱的處境更加困難。
李商隱在閒居的幾年裏處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務，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將一些親屬的墓葬遷回了故鄉的家族墓園。這種維護家族榮譽的努力多少使他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從現存的部分詩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隱儘量調整自己的心態，淡化對政治生涯的興趣和期待。他有時從事農耕，聲稱自己“渴然有農夫望歲之志”，模仿陶淵明的風格寫作田園詩歌。不過，紛亂的時局始終吸引着李商隱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鮮明的政治傾向，幾乎無法隱藏。
幕府遊歷
會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隱結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祕書省。此時，武宗與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關係已經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傳言他是由於長期服用道士進獻的長生藥而中毒身亡。經過一系列的宮廷鬥爭，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對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厭惡李德裕。因此，幾乎整個會昌六年（846年），都持續新一輪政治清洗，曾經權傾一時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援者迅速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援下，以白敏中爲首的牛黨新勢力逐漸佔據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這一年，李商隱在祕書省任正字。35歲的李商隱終於有了兒子（李袞師），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這一年中了進士，這兩個好消息大概只能讓他興奮一時。由於支援李德裕的政治綱領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綯等人視爲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黨的勝利。儘管他的職位幾乎低得不值得在權力鬥爭中被排擠，但仍然可以想象他的鬱悶心情。因此，當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觀察使鄭亞邀請他往赴桂林任職時，他幾乎沒有猶豫。[6] 從太和三年（829年）受聘於當時的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開始，李商隱多次進入地方官員的運作機構中擔任幕僚的角色。事實上，他身爲幕僚的經歷比正式任職於朝廷的時間更長。不過，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之前，他似乎一直將這樣的經歷作爲過渡。對於在政治上頗有抱負的李商隱來說，這種經驗非常重要，既是他歷練工作能力的過程，也是積累社會關係的途徑。不過，畢竟只是爲日後的大展宏圖而進行的準備活動。從時間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經驗幾乎都在數月之內，變動頻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爲官的機會，就會立即辭去幕府的工作。而這一次，李商隱作爲鄭亞的幕僚前往桂林時，他也許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後的10年間，他將在幕府遊歷中逐漸耗盡所有的政治熱情。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隱告別家人，隨鄭亞出發，經過兩個月左右的行程，來到距京城大約5000裏以外的南方。鄭亞的這次南遷，是牛黨清洗計劃的一部分。李商隱願意主動跟從一位被貶斥的官員，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黨。另一方面，也顯示對自己的升遷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鄭亞就再次被貶官爲循州刺史，李商隱也隨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長安。據說，他在潦倒之際，寫信給故友令狐綯（他已經進入權力的核心）請求幫助，但遭到拒絕，結果只能透過自己考試得到一個盩厔縣尉的小職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個相當的職位（弘農縣尉）。
李商隱擔任盩厔尉時間不長，又被調回京城。此時，與大中元年他在祕書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職，渺茫的前途，落寞之餘，期盼着出現變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隱得到武寧軍節度使盧弘止的邀請，前往徐州任職。盧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員，對李商隱也非常欣賞。如果他的仕途順利，李商隱可能還有最後一次機會。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隱追隨盧弘止僅僅一年多後，後者就於大中五年春天病故。這樣，李商隱不得不再一次另謀生路。
夕陽晚景
大中五年，李商隱經歷的另一次重大打擊，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間病逝。從李商隱的詩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這位出身於富貴家庭的女性，多年來一直盡心照料家庭，支援丈夫。由於李商隱多年在外遊歷，夫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聚少離多。可以想象，李商隱對於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無疑增強了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變故並沒有給李商隱很長的時間去體驗痛苦。
這年秋天，被任命爲西川節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隱發出了邀請，希望他能隨自己去西南邊境的四川任職。李商隱接受了參軍的職位，他在簡單地安排了家裏的事情之後，於十一月入川赴職。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時間都鬱鬱寡歡。他曾一度對佛教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與當地的僧人交往，並捐錢刊印佛經，甚至想過出家爲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隱宦遊生涯中最平淡穩定的時期，他已經再也無心無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了。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調回京城任職。出於照顧，他給李商隱安排了一個鹽鐵推官的職位，雖然品階低，待遇卻比較豐厚。李商隱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兩到三年，罷職後回到故鄉閒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隱在家鄉病故。
墓葬祖籍
《全唐文·李商隱》載《請盧尚書撰曾祖妣志文狀》：“安陽君年十九，一舉中進士第，……始命於安陽，年二十九棄代，祔葬於懷州雍店之東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覃懷志·陵墓》：“唐李商隱墓：文集內雲，祖塋在懷州東郊，今不可考。”清乾隆五十四年《懷慶府志·陵墓》：唐李商隱墓在城東（按《文集》雲，祖塋在懷州東郊，今考在清化北山下。）清道光五年《河內縣誌·古蹟志》：“河內不應有商隱墓，舊志雲在城東者非也。”但是，該志對李商隱的高祖、曾祖墓記載頗詳：“唐李既濟墓：李商隱之高祖也，商隱請盧尚書撰曾祖妣志文狀雲曾祖安陽君祔葬於懷州雍店之東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美原諱某，字既濟，其墓長樂賈至爲之銘。”“李叔恆墓，商隱之曾祖即所謂安陽君也，舊唐書雲，叔恆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義山文集作叔洪。”民國二十六年《沁陽縣誌·陵墓》：李商隱墓相傳在城東。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內縣誌·河內縣古蹟圖》將李義山墓標記在河內城以東, 朱溝支渠以西, 沁陽以南的範圍內, 離城僅數裏。且《河內古籍圖》中所標的李商隱墓位置也是似是而非。能夠證明其似是而非的，是該志和李商隱墓標在同一平行線的沁園的位置。查康熙三十二年《河內縣誌·古蹟》關於沁園的記載：“沁園在府城東北三十里沁水北岸，金時官僚宴遊之地，有石圖本尚存。”既然沁園在府城東北三十里，爲什麼畫在城東幾裏的地方？如若按照該志所畫沁園的位置的比例推論李商隱墓的位置，也應在離縣城三十里的雍店之東原。如此說來，文獻對李商隱墓準確的記載，應當是“雍店之東原”和“清化北山下。”。
關於李商隱的墓葬地點，還有兩種說法。一處位於沁陽市山王莊鎮廟後村，另一處位於滎陽市豫龍鎮苜蓿窪村南。前者是李商隱的原籍所在地，後者是其祖輩遷居所至的家鄉。由於李商隱晚年生活的資料稀少，他死亡和埋葬的地點還沒有定論。
沁陽李商隱墓的文獻依據是清代康熙年間的《河內縣誌》的古蹟圖和乾隆年間的《河內通志·陵墓》裏的相關內容。《河內縣誌》裏標示出了“李義山墓”的所在地。《河內通志·陵墓》明確記載：“李商隱墓，在府城東。文集內雲祖塋在懷州東郊，今不可考。”
當地政府於1987年1月7日宣佈李商隱墓爲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並於1998年、2001年兩次對墓地進行了整修。現墓冢區四周砌圍牆，整個平面呈方形，邊長9米，周圍以青石砌築平臺，臺上築盝頂形封丘，前樹墓碑，碑首雕作盤龍，碑身正面正中篆書“唐故李商隱之墓”，碑陰上部刻李商隱生平簡介，下部刻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內縣誌》內的古蹟圖。四周鋪設方磚，植松柏。唐代李商隱愛妻《王晏媄墓》埋葬同墓園。滎陽的李商隱墓沒有成形的墓園，荒冢距離位於苜蓿灣村南200米左右的農田裏。據滎陽政府網站的介紹，墓冢高約4.2米，東西長約10.4米，南北寬約10.6米。沒有墓碑，荒冢上遍佈枯木和野草。現爲鄭州市和滎陽市的文物保護單位。
沁陽廟後村明洪武年間，川籍移民周明彥創建村落，因村前有個小土孤埠，故名獨埠周家。清咸豐年間，孫、李、姜等姓陸續遷入，並在土埠上修築廟宇，故易名廟後。1925的廟後、劉家疃、小寧家三村爲一村，統稱廟後。清咸豐年間遷入的李姓怎麼會於李商隱有關係？
李商隱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會動盪不安，政治腐敗的晚唐前期。社會病態紛呈，矛盾重重。李商隱出生於一個小官宦之家。少年喪父，他協助母親千里迢迢帶着父親的靈柩歸裏。弱小孤男，撐持門面，傭書販舂，備嘗艱辛。家境困厄，不費學業，16歲即以文章知名於文士之間，先得白居易賞識，再得令狐楚知遇，對其培植獎掖。然科場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場污濁，十年不離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愛情篤，卻給仕途帶來厄運，致使終生處在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說不清，道不明，受盡夾板氣。雖苦苦掙扎，也無法擺脫人際關係這張無形的羅網，致使他“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
李商隱就生活在這樣動盪不安的社會大環境中，本人又遭逢種種不幸。但他從未向命運低頭，一直在拼命抗爭。他的精美絕倫的詩文便是抗爭與控訴的記錄。他是一個至情至性，重情重義，很有骨氣的正人君子，絕非是勢利輕浮不講信義的輕薄小人。只要認真考察幾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隱的政治品質和生活品質，而正是這兩個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說政治品質。此方面之關節點則在於所謂的“去牛就李”的問題。李商隱受知於令狐楚，令狐父子對李商隱有恩，這是毫無疑問的。令狐楚終生都非常器重愛護這個才華橫溢的青年，臨死時還將寫《遺表》的任務交給他，可謂知遇至深。然終商隱之世，觀其所有詩文，對令狐楚始終充滿着感激之情，絕無半字微詞。無論是從史傳所載還是從商隱詩文內證來看，商隱平生未作一件有負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純屬個人婚姻選擇問題，王茂元當時亦非朝廷要員，其實也沒有明顯的黨派傾向，又何能談得上“去牛就李”？
當兩黨激烈鬥爭之時，每當發生大的人事關係變動，李商隱沒有一次趨炎附勢去攀附得勢者。相反，他總是同情那些失勢被整之人。牛黨中的蕭浣，楊嗣覆被貶時，他曾前往貶所探望。會昌年間令狐綯失勢時，李商隱與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貶之時，李商隱毫無顧忌地爲其《會昌一品集》作序，對其政績人品給予崇高的評價，爲一個被當政者嚴密監視下的下臺宰相大唱讚歌，這需要不凡的膽識和氣魄。僅此一點，便可看出商隱具有堅持正義，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權貴的寶貴品格。晚唐社會，官宦竊柄，擾亂朝綱，牛李黨爭。勾心鬥角，人事紛紜，互相傾軋。李商隱終生關心民生疾苦，在弘農縣尉任上，爲活獄而不怕得罪上司孫簡，不怕丟官，足以顯示出他的熱血心腸和骨鯁氣節，此亦是政治品質之大節。
再說生活品質。李商隱在就婚王氏之前確實有過戀愛經歷。他與柳枝、宋華陽都相戀過，而且戀得非常癡情。但當他與王氏結婚之後，對愛情卻頗爲專一執着，未有竊玉偷香之事。他與妻子的感情很深篤。王氏死後，商隱在梓州幕府時，府主同情他鰥居清苦，要把才貌雙佳的年輕樂伎張懿仙賜配給他。當時商隱正值中年，喪妻逾歲，續絃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隱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謝絕，獨居至死。妻亡之後尚能如此鍾情自守，妻在之時更無可能輕佻放浪。商隱非輕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動讀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熱愛生活，關心現實與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纔可能創作出反映社會主流與本質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無論如何也寫不出格調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
李商隱的寫作，除詩歌以外的成就被論及得較少。事實上，他是晚唐時期最重要駢體文作家之一。這種文體注重文辭的對偶，並使用大量典故，廣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檔案中。李商隱在令狐楚的培養下，成了一位駢體文的專家，爲許多官員代筆起草過奏摺、書信等文書。《舊唐書·文苑傳》說李商隱“尤善爲誄奠之辭”。由於當時章奏中使用的駢體文，要求詞藻華麗，又要表述準確，因此對於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長寫作駢體文的李商隱，養成了用典的習慣，因此被認爲這是他的詩歌中喜歡用典的原因。
李商隱曾將其駢體文作品編訂爲《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今已不存。根據《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的記載，李商隱的文集，除了自編兩集，還有另外一些。但前述這些文集，都沒有流傳下來。現今可以看到的李商隱的文章，是朱鶴齡、徐炯、馮浩、錢振倫、錢振常、張採田、岑仲勉、劉學鍇、餘恕誠等人，先後從《全唐文》、《文苑英華》、《唐文粹》等書中搜輯、考證而得到的。清朱鶴齡曾輯錄《文苑英華》等書，編成《李義山文集》，但有明顯的疏漏。清徐樹榖、徐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兩人分擔了箋、注的工作，成書《李義山文集箋註》，是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注本。之後，馮浩又對《李義山文集箋註》進行考訂改編，著《樊南文集詳註》。錢振論、錢振常兄弟從《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馮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兩百多篇，編成《樊南文集補編》。最新的彙編文集《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劉學鍇、餘恕誠，中華書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駢體文，也有少量被稱爲“古文”的散體文。
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對李商隱的駢體文評價很高，認爲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駢體文就算全部遺失也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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