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海（1475～1540）字德涵，號對山、沜東漁父，西安府武功縣人（今陝西省武功縣武功鎮滸西莊人）。生於明憲宗成化十一年（1475）六月二十日，死於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十二月十四日，享年66歲。
康海自幼機敏，童年事邑人馮寅爲蒙師，習小學，“凡灑掃應對之屬”，馮出仕後，又入關中理學名家習毛詩。成化二十二年，其父康鏞從平陽知府任上歸田，嘗爲之講授古今賢聖掌故，期其效法。父退，海嬉戲如忘，父怒欲捶楚，問所授，海從容複述無可責。
孝宗弘治七年（1494）入縣學，時提學副使楊一清督學陝西，見海文，盛讚其才，言必中狀元。24歲與三原馬理同舉於鄉，次年赴京會試落榜。弘治十五年（1502），海28歲復參與會試，順利透過殿試對策稱旨。遂登進士第一，大魁天下。康海在殿試對策中，仗義執言，力陳改善吏制，裁汰庸官，重用才智之士，興利除弊，升爲翰林院修撰兼經筵講官，曾參與修憲宗、孝宗兩朝實錄。武宗正德三年（1508）李夢陽入獄，爲救文友，海往見同鄉劉瑾，通宵暢飲，不日夢陽獲釋。八月，海奔母喪，途經順德遇盜。正德五年（1510）八月，劉瑾事發，被臠割3357刀，凌遲處死。海以同鄉受其株連，被削職爲民。夢陽不曾進一言以救。遂以文爲身累，倦於修辭。乃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爲，吾詠歌舞蹈泉石間矣！”曾有人勸他向朝廷申辯其冤，以圖起復，海斷然拒絕。
從此放形物外，寄情山水，廣蓄優伶，制樂府、諧聲容，自操琵琶創家樂班子，人稱“康家班社”。與戶縣王九思共創“康王腔”，扶植周至張於朋、王蘭卿組建張家班。曾廣集千名藝人，參與秋神極賽活動。自己因譴責李夢陽寫成的雜劇《中山狼》和《王蘭卿服信明忠烈》雜劇，被之管絃，自此俳優。在康家班基礎上組建的張家班，又名華慶班，在歷史上活動長達500年之久。爲重振北曲，爲秦腔藝術的發展，建樹了不朽的功勳。
海放歌泉林30餘年，初衷不改。歿時。除詩文集外康，還著有散曲集《沜東樂府》、詩文集《對山集》、雜著《納涼餘興》、《春遊餘錄》等，尤以《武功縣誌》最爲有名。評者認爲康海編纂的《武功縣誌》體例嚴謹，源出《漢書》，“鄉國之史，莫良於此。”後世編纂地方誌，多以康氏此志作爲楷模。因爲文學理念相近，加上同時尊崇復古文風，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王九思等號稱“十才子”，又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號稱“七才子”，亦即文學史上的明代“前七子”。
康海不僅以他創作的詩文以及雜劇而聞名，成爲明朝中期七才子的核心，而且在官場剛正不阿，藐視權貴，頗具秦人風範。康海和李夢陽、何景明等七才子一起，觸權貴，罵奸黨，指責時弊，彈劾劉謹。正德元年（1506），太監劉瑾專擅國政，劉瑾是興平縣人，以其與康海爲同鄉，又風聞康海的才名，企圖拉攏康海作爲同黨，康海一直不肯去見劉瑾。恰巧李夢陽因爲代尚書韓文草擬彈劾劉瑾的奏章，事情暴露後，劉瑾加給李夢陽其他罪名，將其逮捕人獄，準備處死。李夢陽從獄中給康海遞了一張紙條，上寫“對山救我”四字。“對山”爲康海的別號。康海義不容辭，雖然一直不肯登劉瑾之門，但爲了朋友，只得硬着頭皮去拜謁劉瑾。劉瑾聽說康海登門求見，高興萬分，急忙跑出去迎接，下榻時十分匆忙，連鞋也沒有穿正，倒足汲着鞋跑出門迎接，並將康海奉爲上賓。康海在劉瑾面前，多方爲李夢陽辯解，劉瑾一心想拉攏康海，遂看在康海面上，第二天便釋放了李夢陽。過了一年，即正德五年（1510），劉瑾因謀反罪被朝廷處死，朝廷清查劉瑾一案，康海因與劉瑾有過來往，遂被列爲同黨，削職爲民。正在這個時候，已經官復原職的李夢陽，不但不爲曾救自己一命的朋友兩肋插刀，反過頭來倒打一耙，誣陷嫉害。 康海回家之後，“以文爲身累，遂倦於修辭”。他認爲“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爲，吾詠歌舞蹈於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爲哉！”他與朋友、同鄉王九思遭遇相似，志趣相投，於是經常在其家鄉沜東及王九思的家鄉鄠縣（今戶縣）一帶，攜帶歌姬舞女暢飲，創作樂曲歌辭，自比爲樂舞諧戲的藝人，以寄託其憂鬱苦悶的心情。
同時渼陂（王九思號）亦第一，兩人失志遭遷謫，絕調康王並盛名，崑崙摩挲無顏色！”一次，康海在揚州焦山彈奏琵琶後，傾倒觀者，後人遂將焦山易名“康山”，以示紀念。康海被革職後，在家閒居了整整30年，遺命以山人巾服成殮。檢其遺資“借金百餘”，而大小鼓卻存有300多副。
官場不幸秦腔幸。康海爲爲秦腔藝術的發展，建樹了不朽的功勳。
康海祖籍河南固始，宋朝末年其先世因避亂移居陝西武功，至康海時已歷七代。從其高祖康汝揖起，即世代爲官。他的父親康墉，字振遠，博學多識而有文名，任平陽府（治今山西臨汾）知事。在這樣一個書香門弟、官宦世家，康海從小就受到很好的啓蒙教育。他十八歲時人縣庫爲生員，由於讀書刻苦而方法靈活，學業進步很快。無論才識、文章，在諸生中都屬佼佼者。時任陝西提學副使的楊一清（字應字，成化進士）對其十分賞識，認爲他將來必中狀元。康亦以此自負。
弘治十四年（1501 年），康海蔘加陝西鄉試。應試之前，他就決意一展才華，奪取解元的桂冠。結果發榜以後，第一名卻是吉時，他只考中第七名。弘治十五年（1 502 ）年赴京應進士試，會試雖然榜上有名，但第一名卻爲湖廣人魯鐸所得。這對早就以狀元自負的康海來說，無疑是不小的刺激。然而，雖則兩次失去奪元的機會，他並未就此喪失信心。他對一同應試的人說：“鄉試讓吉時，會試讓魯鐸，如果在廷試時再讓一人，我就真成了無用的棄物了！”心情複雜的感嘆之中，志在最後一博奪取狀元的決心溢於言表。果然，廷試以後，他的對策得到讀卷官、內閣首輔劉健的很高評價，稱其“詞意高古，嫺於政理”。進呈宮中後，孝宗朱佑樘也十分讚賞，認爲有明以來一百四十餘年，進士策論還沒有如此絕佳之作，於是親耀其爲一甲一名，賜其狀元及第。久以狀元自負的康海，終於得遂已願。
我國古代，傳說天上有主宰人間文運的星宿“文星”（即“文昌星”，也稱“文曲星”）。並說在朝廷科舉之年，“文星”入於何處，則何處當出狀元。康海及第這年，據說當時京師就有一個善占星相者能預先觀出“文星”的去向。禮部諸大臣爲提前知道是科狀元出在何省，還曾當面詢問過他。開始問他：“魁在何處？”占星者答道：“文星在楚，魁當在湖廣”。一個月後，會試即將揭曉，很快要舉行廷試，幾位大臣再次讓占星者佔算。占星者訝言道：“文星人楚淺，人秦深，魁當在陝西！”結果，湖廣人魯鐸得中是科會元，而陝西人康海在殿廷對策中奪魁。由於當時人們迷信心理很重，因此便說，人世之事“上應天象如此”。
康海狀元及第後，授翰林修撰。當時，明朝文壇上以李夢陽、何景明爲首，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反對以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爲代表的“臺閣體”文風，發起了復古運動。康海在這場運動中與李夢陽等互相唱和，成爲復古派前七子之一。武宗朱厚照即位後，宦官劉瑾竊弄威權，李夢陽等又成爲敢於和劉瑾進行鬥爭的人物。因康海與劉瑾同爲陝西人，其才學又負有盛名，所以劉瑾千方百計要招引他爲已所用，但被他拒絕。
正德二年（1507年），尚書韓文等因不滿劉瑾干政弄權，上疏武宗，請求誅殺劉瑾及其黨徒，並請李夢陽起草疏稿。不幸事情泄露，韓文等被革職（後來人獄），李夢陽被勒令致仕。不久，劉瑾又找藉口把李夢陽逮捕人獄，並準備將其殺害。李夢陽在獄中密寫“對山救我”四字，託人轉交與康海，要他設法營救。康海本以與劉瑾交結爲恥，但爲了營救好友，無奈之中不得不以同鄉的名義去拜渴劉瑾。劉瑾一聽說康海求見，喜不自勝，慌亂中反生着鞋子出門迎接。經康海從中通融，劉瑾於次剛將李夢陽從獄中放出。一年後，劉瑾事敗被誅，子卻因此事受到牽累，被人指爲劉瑾同黨，落職爲民。
康海落職後，從此放浪自悠。他經常與王九思（前七子之一）等人西西安近郊）之間、聚會鄂（今陝西戶縣）、杜（今陝，挾帶樂妓在一起宴飲。並制樂造麴，以樂舞藝人自比，藉此寄託自己心中的鬱憤。王九思曾出重資購買樂器，讓樂工學習琵琶。康海因善於掐彈（廢木撥而用手指彈湊），技藝高超，爲人競相效仿。卒後，遺囊中別的東西很少，然而僅大小鼓卻有三百餘副。
康海一生，詩文成就頗高，與李夢陽齊名。所作北曲，風格古樸。著作有《對山集》、《沜東樂府》和雜劇《東郭先生誤救中山我狼》、《王蘭卿服信明貞烈》等。相傳他被指爲瑾黨而落職之時，先前被他營救的李夢陽竟無一言相救，他因此作《東郭先生誤救中山我狼》雜劇，以記其憾。但此說不盡可信。
以上據《鎮原氏家譜》（2006年3月版，康希善主編）記載所編。
康狀元被削職的深層原因正德五年( l510 ) ，劉瑾勢敗被殺。陝西狀元康海也因與他有所往來而被牽連削職，從此不再被起用。本來他一向是遠看劉瑾的，完全是爲了救李夢陽纔不得不與劉瑾接近。這是舉朝皆知的事，爲什麼當年沒有人出來爲他說話呢？原因在於康海自恃才高，加之行爲放蕩，無意中得罪了許多人。因爲才華橫溢，每在大庭廣衆之中議論風生，無所顧忌，少不了要對別人的文章及周圍的事情品頭評足，這樣哪有不傷着人的？時間越長，傷的人越多。他行爲放蕩，不拘小節，又被較多的烙守禮法之士視爲疏狂，不肯與之爲伍。
他還愛批改別人的文章。每當有人請他修改時，他總是不顧情面，別出心裁，大塗大抹，改得面目全非。這也常令同僚們心下不服，以至產生忌妒情緒。這還不打緊。
有一回，幾個同年進士作弄他，將首席大學士、也以文學自友的湖南人李東陽的文章抄出來請他修改。經他大刀闊斧地確削一番之後，原文十亭只剩下一兩亭。這事一傳出去，當然大大地得罪了李東陽這位“國老”。其它“前輩”也都認爲他過於狂妄，對他側目而視，存了戒心。
又有一回，康海的母親去世。照慣例，翰林官的父母亡故，其墓文都是請內閣大學士們來寫。康藻海不管這一套，一得到母親下世的消息就動身，只順便求了經常打交道的李夢陽、王九思等人撰寫墓碑、墓誌銘等等，而將號稱“海內文宗”的李東陽亮在邊，這更使李東陽十分惱火。
如此種種，康海雖然並不是“失道者”，卻己漸成“寡助”之人了。給了議罪之時，只要首輔李東陽一句話，他就會完全無事，但李東陽怎麼會幫他？連他救過的李夢陽，也因平時有許多文字之爭，關鍵時刻也不出來說一句話。可以說，康狀元是被才華累，他的悲劇是性格的悲劇。
也許才高就容易狂妄，而狂妄就寡助，寡助就免不了出現坎坷，這是個難以逃脫的怪圈。古今人情往往類似，真正的有才或自視“才高”者應引以爲戒。
以上根據《鎮原康氏家譜》（2006年3月，康希善主編）所編。
《中山狼》
康海的出名，主要因爲他寫過一部雜劇《中山狼》。《中山狼》雜劇是根據明人馬中錫的寓言體小說《中山狼傳》改編而成，四折，寫東郭先生冒險救子中山狼，使它逃過了趙簡子的獵殺。中山狼脫險後，恩將仇報，反欲吃掉東郭先生。東郭先生大恐，幸遇杖藜老人，將狼騙進書囊殺死。作品流露了對當政的統治集團人物的不滿。第四折中杖藜老人說：“那世上負恩的好不多也！那負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祿，不幹得一些兒事，使着他的奸邪貪佞，誤國殃民，把鐵桶般的江山敗壞不可收拾。”詞鋒顯然是有所指的。舊傳此劇爲影射李夢陽負恩而作，明沈德符《顧曲雜言》說：“填詞出才人餘技，本遊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者。如……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崆峒。”此劇關目曲致，曲文自然樸質。劇中狼、老牛、老杏開腔說話，情態逼真，帶有童話色彩。前人稱此劇“獨攄澹宕，一洗綺靡，直掩金、元之長，而減鄭、關之價矣。韻絕！快絕！”（沈泰《盛明雜劇》評語）譽之雖過，但此劇在明前期劇壇上確實是一部有思想內涵和藝術性的作品。王九思和康海在文學創作上是主張復古的，這也反映到其雜劇作品上，即基本延續元雜劇一角主唱的慣例，在曲詞上也追摹元曲的風味。但劇作在內容上的新意和單折短劇的體式，也表現出明代雜劇的一些新變化。
《對山集》
康海的集子叫做《對山集》，共十卷。集中有許多記遊的詩章，但是沒有一首明確提到在揚州的經歷。有一首《植樹》詩云：“此日春氣和，萬木俱含秀。況我山林居，園列頗成就。”稍稍讓人聯想到揚州康山草堂。還有一首《懷金可卿》詩云：“珍味安能通俗口，廣陵之散誰可傳。”這是他唯一提到“廣陵”的地方。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最大的根雕作品，叫做“流雲槎”，據說是康海在揚州的遺物。“流雲槎”用天然榆樹根製成，形似紫雲，可作臥榻，原藏於揚州康山。入清後先歸江春，阮元購得後轉贈麟慶，麟慶將它攜回北京半畝園，其後人捐贈給故宮博物院。
散曲
康海的散曲，今存套數30餘首、小令200餘首，曲作的主要內容一是抒發其憤世嫉俗的情懷，如“真個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溪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與康”（《雁兒落帶過得勝令》）。表現了他自認爲無辜遭殃的滿腹牢騷，並夾雜着幾分玩世不恭的幽默。二是傾吐其徜徉山水的閒情逸致，如《叨叨令》、《秋興次渼陂韻》就着重表現了作者對“有時節望青山看綠水乘嘉樹，有時節伴漁樵歌窈窕盟鷗鷺”生活的欣喜之情。他的散曲一般都寫得豪放爽健。但有時過多的生造和堆砌詞藻，是其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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